1997年2月，中南海紫光阁里，朱镕基总理握着一位年轻人的手，突然叹了口气。
这个年轻人是他最得意的学生，如今却站在美国投资银行的代表团里。
朱镕基问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沉默的话：我付多少钱，你才愿意回来？
这个问题背后，藏着一代领导人对人才流失的深深焦虑。
001
这一幕，发生在朱镕基接见美国高盛投资银行代表团的时候。
当时是改革开放的关键期，中国正在谋求与国际金融界的深度对接。
高盛作为华尔街最顶级的投资银行之一，派出代表团来华考察合作机会。
当时，代表团里站着一个叫李山的年轻人。
这个名字，朱镕基再熟悉不过了。
李山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高材生，在学校时就表现出色，经常在课堂上提出独到见解。
毕业后，他远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仅用三年时间就拿下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论文研究的是新兴市场的金融衍生品定价模型，在学术圈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博士毕业后，李山的职业道路一路高歌猛进。
他先是进入瑞士第一波士顿银行担任外汇衍生交易经理，年薪就达到了30万美元。
一年后，华尔街的传奇机构高盛向他抛出橄榄枝，开出了更优厚的条件。
李山随即跳槽，成为高盛纽约总部的中国经济学家，后来又晋升为执行董事，负责亚洲投资业务。
按理说，学生有出息是好事。
可朱镕基看着眼前这个穿着笔挺西装、打着爱马仕领带的年轻人，心里却五味杂陈。
他培养出来的学生，现在是在替外国公司分析中国市场，为华尔街的资本家们出谋划策。
这个学生掌握的金融知识和国际视野，本该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服务，却成了别人手中的工具。
朱镕基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了。
从1984年开始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整整13年时间里，他眼睁睁看着一批又一批优秀学生走出校门，然后飞往海外。
据学院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经管学院每年约有60％的毕业生选择出国深造。
而这些出国的学生中，真正学成归国的不到20％。
这些孩子成绩优异、思维敏捷，正是国家最需要的人才。
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当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刚起步不到20年，经济基础还很薄弱。
一个高级经济学家在国内的月薪可能只有两三千元人民币，而在华尔街，同样的人才年薪可以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差距高达几十倍。
李山站在那里，听到老师的问话，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看到朱镕基的眼神里没有责备，只有深深的期待和无奈。
他知道老师不是在责备他个人，而是在心疼国家流失的人才，在为中国的未来担忧。
002
说起来，朱镕基自己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证明了什么叫厚积薄发，什么叫逆境成才。
1928年10月，他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普通家庭。
还没来得及见父亲最后一面，父亲就因肺病去世了，他成了遗腹子。
9岁那年，母亲也撒手人寰。
按照当时的情况，这样的孤儿能活下来就不错了，更别说有什么出息。
但朱镕基偏偏不是普通人。
在伯父的抚养下，他读书特别拼命。
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背书，晚上点着煤油灯做题，经常学到深夜。
1941年，13岁的朱镕基考入湖南私立广益中学，这所学校后来成为湖南师大附中。
在那个战乱年代，能进这样的学校已经很不容易。
1947年，19岁的他以湖南省状元的身份考进清华大学电机系。
在所有湖南籍考生里成绩最高，总分超过第二名20多分。
这个成绩让他一入学就拿到了清华最高等级的奖学金，每月可以领到30元生活费，在当时已经相当优厚。
这个成绩有多厉害？
要知道，那个年代能考上清华的，全国加起来也就几百人，都是真正的天才。
而在天才堆里拿第一，这份聪明才智可见一斑。
当时电机系的功课是清华最难的，高等数学、电路分析、电机原理，每一门都让人头疼。
但朱镕基总能保持在班级前三名。
更难得的是，朱镕基不是那种只会读死书的书呆子。
在清华期间，他参加了护校纠察队，在1948年的四月学运中，和同学们一起守护校园。
手里拿着棍棒站岗放哨，连续半个月没怎么合眼。
他还和十几个湖南籍同学一起办过油印报纸《晓露》，自己负责撰稿和刻蜡板。
因为字写得工整漂亮，经常被推举为主笔。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朱镕基是支部里第一个报名参军的。
他还作为班长代表，在全校大会上做了慷慨激昂的发言，号召同学们保家卫国。
虽然最后组织考虑到他的工作能力，没有批准他参军，反而在1951年推荐他担任学生会主席。
但这份爱国热情从那时候就深深扎根了。
1951年毕业后，朱镕基被分配到东北，担任东北人民工业部计划室副主任。
这一干就是几十年，从基层科员做到副主任，每一步都走得扎扎实实。
1952年，国家组建计划委员会，刚毕业一年的朱镕基就被调到北京，参与筹建工作，担任燃料动力局组长。
同事们都说，朱镕基这个人，脾气急但能力强，看问题特别准。
他经常能在一堆数据里发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提出的很多建议，后来都被证明是对的。
1979年，他担任国家经委燃动局处长，负责全国的能源规划。
那几年正是中国工业化加速的时期，能源紧张问题突出，朱镕基提出了很多前瞻性的解决方案。
003
1984年，清华大学决定成立经济管理学院，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
全校上下都在找合适的院长人选，标准很明确。
要有名气、有能力、懂经济，最好还是清华自己培养出来的，对母校有感情。
找来找去，大家一致认为朱镕基最合适。
为什么？
因为他既懂经济，又有多年的管理经验，还是清华电机系51届的毕业生，对母校有深厚的感情。
更重要的是，他当时已经是国家经委副主任，在经济领域有相当的影响力。
朱镕基接下这个担子的时候，心里很清楚国家缺什么。
我们不缺聪明人，不缺肯干活的人，缺的是懂现代经济管理、了解国际规则的专业人才。
在那个年代，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还很落后。
很多概念都是照搬苏联那一套，计划经济的思维根深蒂固，跟国际脱节得厉害。
朱镕基想做的，就是建立一个真正跟国际接轨的经济管理学院，培养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人才。
他当院长的17年里，每个月都要抽时间回学校主持院务会议，讨论学院发展的重大问题。
哪怕后来当了副总理，工作忙得一天要开七八个会，批阅上百份文件，他也没有放弃这个职务。
有时候一年只能回去一两次，他还自责地说：这些年我给经管学院没做什么事，同学们想见我一面都难，扪心自问，心中有愧。
但学生们心里都明白，朱镕基为这个学院倾注了多少心血。
他请来了厉以宁、吴敬琏这样的顶级教授授课，引进了哈佛、沃顿商学院的课程体系，还想方设法给学生创造出国交流的机会。
学院成立之初，他亲自跑了十几家企业拉赞助，为的就是给学生争取更多的奖学金名额。
问题就出在这里。
学生们出国了，见了世面，学到了真本事，然后呢？
很多人就不回来了。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不是不爱国，而是觉得回国施展不开，待遇差距太大，心里不平衡。
004
李山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这个年轻人太优秀了。
麻省理工的经济学博士，论文导师是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默顿。
毕业后进入瑞士第一波士顿银行做外汇衍生交易经理，第一年就为公司赚了超过2000万美元的利润。
后来又跳槽到高盛，年仅32岁就成为执行董事，管理着一支十几个人的团队，负责分析整个亚太地区的投资机会。
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年薪保守估计在150万美元以上，住在曼哈顿上东区的高级公寓里，一居室的月租金就要8000美元。
出差坐头等舱，周末去汉普顿度假，这样的生活，多少人梦寐以求。
可朱镕基见到他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深深的失落。
他想起李山在学校时的样子，那时候这个年轻人总说要学成归国，为中国的金融改革贡献力量。
可现在，他成了华尔街的精英，西装革履地站在美国投资银行的代表团里。
作为老师，他当然希望学生有出息。
但作为国家领导人，他更希望这些人才能为中国效力。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期，太需要这样懂国际金融的专业人才了。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马上就要爆发，中国急需建立一套防火墙。
而像李山这样既懂国际金融又了解中国国情的人才，正是最稀缺的资源。
我付多少钱你才愿意回来？
要付高盛的工资吗？
这两句话，说得很轻，但分量很重。
朱镕基心里清楚，光靠钱是留不住人的。
李山在高盛拿的那点工资，按照当时的汇率，相当于国内的一千多万元人民币，国家就算砸锅卖铁也给不了这个数。
但他还是要问。
因为他想知道，这些孩子心里到底还有没有那份回国的念头，有没有那份家国情怀。
他需要一个答案，哪怕这个答案可能让他失望。
李山的回答很快，而且很坚定：不需要，只要能为国家做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就行。
这句话，让朱镕基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他知道，这个学生心里还是向着祖国的。
只是需要一个契机，一个足够分量的理由，让他下定决心放弃一切回来。
后来的事情证明，李山说到做到了。
当年7月，高盛宣布上市计划，按照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李山手里的期权价值超过500万美元。
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足够他后半辈子衣食无忧。
但他还是在8月份签了辞职书，放弃了这笔即将到手的财富，毅然决然地回国了。
005
朱镕基能有这样的魄力和眼光，跟邓小平的赏识分不开。
1988年，朱镕基竞选上海市长的时候，做了一件很多人不敢做的事。
当时的竞选会上，所有候选人都在夸自己多厉害，列举了一大堆政绩和优点。
轮到朱镕基发言时，他却反其道而行之。
在竞选演讲里，不是吹嘘自己有多厉害，而是先把自己的缺点全都摆出来。
我只有机关工作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经验。
我只有中央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实践。
我脾气急躁，干工作容易着急，可能会得罪人。
这些话，说得特别诚恳，一点都不遮掩。
然后他才讲自己的施政纲领，从政治作风到教育改革，从民生问题到城市建设，每一条都很具体，都有可操作性。
最后，他用一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结。
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朱镕基最终以高票当选。
邓小平看中的，就是他这股子实在劲儿，这份敢讲真话的勇气。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途经上海，专门抽时间听了朱镕基关于浦东开发的汇报。
那次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朱镕基详细介绍了上海的改革思路和发展规划。
同年6月，邓小平视察首都钢铁公司的时候，专门说了一句：我虽然不懂经济，但听得懂经济。
以后我们选干部要懂经济，朱镕基就懂经济。
这个评价，在那个年代可不得了。
当时的中国，正在摸着石头过河搞改革开放，最缺的就是既懂政治又懂经济的领导干部。
邓小平还说过一句更重的话：朱镕基只能当第一把手，不能当第二把手。
什么意思？
就是说朱镕基这个人，能力太强，性格太直，做事雷厉风行，只能给他足够的权力让他放手去干。
不能让他憋屈着当副手。
如果把他放在副手位置上，既耽误了他的才华，也可能因为他太敢说话而引发不必要的矛盾。
1993年3月，朱镕基当上国务院副总理，开始主管经济工作。
那几年，中国经济过热问题严重，通货膨胀率一度达到24.1％，创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纪录。
老百姓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物价飞涨，今天100块钱能买的东西，过一个月可能就要120块。
银行挤兑现象时有发生，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抢购风潮。
朱镕基上来就是一记重拳，提出了16字方针：改善环境，整顿秩序，严肃纪律，加强调控。
他亲自坐镇中国人民银行，严控信贷规模，关停了一大批不合规的金融机构，整顿房地产市场，打击炒房行为。
短短两年时间，就把通胀率从24％压到了6％，经济实现了软着陆，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邓小平看到这个结果，特别欣慰。
1995年初，他在家中会客时专门提到朱镕基，说他思路广，敢挑担，敢硬碰，可以胜任更重要的工作。
这话虽然说得含蓄，但意思已经很明确了，就是在为朱镕基进一步提拔做铺垫。
1998年3月，在邓小平逝世一年多之后，朱镕基正式当上国务院总理。
在就职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记住的话：
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再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
我这里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
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的信心。
这话说得掷地有声，震撼全场。
外国记者听了翻译，都惊讶得张大了嘴。
中国记者更是热血沸腾，这就是我们的总理，敢说敢做，铁骨铮铮。
朱镕基也确实做到了。
主政期间，他查处了远华走私案、厦门赖昌星案等一系列大案要案，涉案金额动辄上百亿。
多名省部级干部落马，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耍滑头，也没有人能通过关系网逃脱法律制裁。
退休以后，朱镕基彻底淡出了公众视野。
他搬到北京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过起了平淡的晚年生活。
每天早上起来练练书法，中午拉拉二胡，下午看看书，偶尔跟老街坊聊聊天，日子过得简单而充实。
他出版了《朱镕基讲话实录》《朱镕基答记者问》等书籍，稿费全部捐了出去，一分不留。
到2015年2月，捐款总额已经超过4000万元，全部用于教育和扶贫事业。
这些年下来，数字只会更大。
有人算过，如果把他历年的稿费和版税加起来，保守估计已经超过5000万元，全都回馈给了社会。
006
回过头看，1997年那次在中南海的见面，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李山回国后，参与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多个重大项目，为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更多像李山这样的海外学子，也陆续选择了回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归国潮。
他们带回来的，不只是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更是一份拳拳赤子之心，一份对祖国的深沉热爱。
正是有了这些归国人才的加入，中国的经济发展才能在短短二十几年里实现了飞跃，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信息来源
《朱镕基讲话实录》，人民出版社，2011年
《朱镕基传》，人民出版社，2013年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原创文章，作者：马超，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m.gaochengzhenxuan.com/keji/1409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