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那个寒冷的冬天，戴笠正在广州处理接收事务，主力精力扑在扩充广东缉私部队上。
午后一点整，一份加急电报送到他手上，是军统局西安情报站站长发来的。
电报上写的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华清池被围，领袖已被挟持，生死不明。
戴笠一屁股瘫在椅子上，出了一身冷汗。
他失职了。
不只是失职，是完完全全的情报失灵。
其实电报上写的那句“生死不明”已经是客气了。
戴笠自己心里清楚，他的情报系统在西安事变这件事上，彻底栽了。
栽得不轻。
回过头看，戴笠并非完全没有收到风声。
事变前夕，他潜伏在东北军内的特务、67军副连长张华先就发来一份情报，报告了张、杨二部与中共红军之间存在某种《君子协定》。
负责军事情报的刘培先立即上报，戴笠也综合了北平宪兵司令部传来的同样消息，向蒋介石作了报警。
老蒋有所觉察，但他坚信张学良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按原计划去了西安，到地方之后该训斥照样训斥。
戴笠即便有三头六臂，也拦不住一个已经认定“汉卿对我和夫人很忠诚”的上司。
不过这话现在说已经没用了。
在南京那帮人眼里，戴笠就是失职。
黄埔同学纷纷打电话来质问他，你负责特种工作，为什么让校长身陷险境？
校长要是出了事，就找你算账。
戴笠面临的压力远不止于此。
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内部乱成一锅粥，分成了三派：何应钦为首的一派主张攻打西安，戴季陶主张大规模轰炸威慑，宋美龄这边坚持谈判保人。
三派吵得不可开交，但在一个问题上竟然达成了高度共识——杀戴笠以谢天下。
这个共识倒也不难理解。
戴笠是蒋介石的特务处长，情报工作是他在管，领袖被抓，他不背锅谁背锅？
虽说他确实汇报过情报，但官僚体系不认这个。
下属的责任就是替上司挡枪，老蒋任性归任性，戴笠作为御用“打手”，第一个难有活路。
所以他必须去西安。
不是英雄主义，是求生本能。
戴笠思虑了很久。
他判断张学良不可能杀蒋介石，理由有三：第一，张学良和蒋介石是干连襟，关系不一般；第二，胡宗南帮他分析过，张学良此举无非是想抗日表决心，不会要老蒋的命；第三，希望蒋介石死的人跟张学良关系都差，张学良但凡有点理智，都不会替他动手。
既然张学良连蒋介石都不加害，更不可能杀他这个小卒子。
何况张学良跟戴笠私交还不错。
于是戴笠跪求宋美龄，请求带自己一同前往西安“救驾”赎罪。
这一招风险极大，万一判断失误，他就是送死。
但留在南京的后果更确定——等老蒋被救回来，就是他戴笠谢罪的时候。
死也要死在西安，好歹有机会。
然而戴笠没想到的是，张学良、杨虎城放着宋美龄、宋子文两个大佬不问，居然真拿他这个小卒子开刀。
一下飞机，戴笠就被两个警卫塞进小汽车，随即被粗暴地推进一间阴森潮湿的地下室。
连续二十多个小时无人搭理，戴笠在惊恐中提笔写下一份“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他在日记上也写了类似的话，说自己被囚禁于此，距死不远。
那一刻他大概真的以为自己要交代在这儿了。
转折来得很快。
张学良亲自来了，比戴笠还憔悴。
张学良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请速杀戴笠，以绝后患”。
戴笠如遭雷击，但硬撑着说，如果杀了他能换回校长，那就杀吧，他怕死就不会来了。
张学良连连摆手，说是下面一些部下的意思，怕他们真伤害戴笠，才让人把他带到这里保护起来。
戴笠这次冒险算是赌对了。
这份“遗嘱”后来被戴笠精心保留，成了他忠心的物证。
回到南京后，戴笠非但没有被追究失职之责，反而因祸得福，得到了蒋介石进一步的信任。
老蒋估计是想起了当年陈炯明叛变时自己登上永丰舰随侍孙中山先生的往事——眼前这个戴雨农，很有阿拉年轻时的影子。
当然这话老蒋不会明说，但行动摆在那里：戴笠不仅没被撤职，地位反而更加稳固了。
但老蒋心里憋着一股气是肯定的。
堂堂军队最高统帅，被一个军阀“少帅”扣了十多天，还差点丢了性命，这种羞愤不是杀几个人就能消解的。
他回到南京后一边大肆报复，一边开始认真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提前发现张学良、杨虎城的阴谋？
答案很清楚——手底下那帮搞情报的，全是废物。
特务处虽有所风闻，但根本拿不出准确情报，让老蒋轻涉险地。
戴笠之所以冒险去西安，说白了也是为了补这个渎职的窟窿。
既然情报机构太散，没有形成“合力”，那就整合吧。
1937年4月，也就是西安事变过去不到半年，蒋介石提出将之前乱七八糟的特工组织全部纳入军委会编制，统一命名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这个提案放在台面上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全面抗战迫在眉睫，对日谍报工作刻不容缓，必须整合力量。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老蒋心里真正的算盘还是西安事变留下的心理阴影。
他需要一支可靠的情报力量，不能再让类似的事情发生。
当然，如果顺便能用这套机构干点别的，那更好。
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挂牌成立了。
这个局后来被称作“老军统”，因为它和后来我们熟悉的那套军统组织不是一回事。
它有两大特点：第一，它是将复兴社特务处（戴笠的系统）和党务调查处（CC系的系统）强行合并到一起的产物；第二，它存在的时间极短，不过一年光景，在历史上几乎是个过渡性的存在。
局长由陈立夫担任。
陈立夫1924年就成为黄埔军校的校长秘书，资历深厚，关系特殊，远非戴笠可比。
副局长是陈焯，保定军校第三期炮兵科毕业，跟白崇禧是同学。
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不是CC系的人，也不属于黄埔系，而是一个资格很老的代表人物——曾在南京当过警察厅长，也干过参谋本部总务厅厅长，1936年铨叙陆军少将。
由他来做这个副局长，纯粹是拿老资格镇场子。
老军统说到底就是个大杂烩，把各路势力硬捏在一起。
三个处的设置更能看出这种拼凑痕迹。
第一处负责党政情报，处长徐恩曾。
这个处的班底来自1928年成立的党务调查科，1932年扩编为特工总部，1935年又升格为党务调查处，是CC系掌握的“中统势力”。
徐恩曾本人是陈立夫的表兄弟，上海南洋大学毕业，还去美国留过学读机电工程，结果回国之后干起了特务行当。
他执掌中统长达十五年，是个老谋深算、藏而不露的角色。
第二处负责军警情报，处长戴笠。
这个处的班底来自1932年4月1日成立的复兴社特务处——也就是戴笠自己的地盘。
特务处从一开始就由戴笠担任处长，郑介民当副处长，唐纵做主任秘书，核心成员是黄埔毕业生，属于黄埔系军官团的分支。
这个“创业纪念日”后来被戴笠牢牢记住，未来军统的“四一大会”就是从这个日子沿袭下来的。
也就是说，不管上面的机构怎么合并、怎么改名，戴笠始终把他自己的系统当成一个独立的存在。
第三处负责邮政检查，处长丁默邨。
这个人的经历更复杂，早年加入过中共，后来叛变投靠国民党，得到陈立夫的赏识一路提拔。
第三处的班底是原来的邮政检查所，说白了就是控制民众思想、窥探百姓隐私的机构，干的都是脏活。
丁默邨后来的人生走向更为不堪，被戴笠搞倒之后跑去上海投奔汪伪，成了76号特工总部的大汉奸，《色戒》里那个易先生的原型就是他。
老军统挂牌之后，内斗就没停过。
局本部和三个处分四个地方办公，名义上是一家，实际上各拉各的车。
戴笠仗着自己在蒋介石跟前受宠，根本不买陈立夫的账。
陈立夫把状告到蒋介石那里，经常不了了之。
蒋介石的本意就是用黄埔系的情报系统去限制CC系的势力扩张，搞平衡术，戴笠闹得越欢，他越觉得这套把戏管用。
强扭的瓜不甜，这个乌七八糟的老军统从一开始就是个草台班子。
内部矛盾在1938年彻底爆发。
第三处处长丁默邨被戴笠搞倒了。
戴笠举报丁默邨贪污受贿，证据确凿，蒋介石下令撤职查办。
丁默邨虽在陈立夫力保下免了牢狱之灾，官是当不成了，灰溜溜跑去昆明闲居。
不久老军统分家，第一处独立出去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徐恩曾任副局长，局长由朱家骅兼任，实际由徐恩曾主持工作。
第二处继承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招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军统”。
第三处则被裁撤，改成了军事委员会特检处，还是干原来偷窥的活，后来被戴笠慢慢渗透吞并。
丁默邨这个汉奸的仕途就此彻底断送，某种意义上说，戴笠的打压“功不可没”。
分家之后，戴笠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
但问题来了——谁来当军统局长？
按说军统是戴笠一手创建并发展壮大的，他当局长似乎天经地义。
但现实没那么简单。
戴笠只是黄埔六期生，甚至连毕业典礼都缺席了，没有拿到毕业证书。
在国民党那个论资排辈极其严重的圈子里，他资历太浅。
军统前身复兴社时期，“十三太保”里绝大部分都是黄埔前四期的毕业生，戴笠在里面算最末流的。
让他当局长，别说CC系不服，黄埔系内部那些学长们也不答应。
蒋介石只好想了个变通的办法：戴笠当副局长，主持实际工作；正局长由别人挂名，不插手具体事务。
这个安排很巧妙——既满足了戴笠掌握实权的需要，又避免了因资历问题引发的不满。
从1938年起，军统局长一职按惯例由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
先后有贺耀祖、张治中、林蔚、钱大钧、商震等人兼任过这个虚职。
这些人都是老资格，资历足够镇得住场子，但对军统的事基本不闻不问。
戴笠需要他们出席的场合，比如一年一度的“四一大会”，局长会来露个面讲几句话，其他时候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基本见不到局长的影子。
陈立夫是第一个名义上的军统局长，但他只在位了很短时间。
1938年8月之后，贺耀祖接任了这个职务。
贺耀祖是湘军元老，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与黄埔系无甚瓜葛，由他兼任军统局长再合适不过——既不会和戴笠争权，又能起到监督作用。
贺耀祖之后，侍一处主任换了好几茬，军统局长也跟着换。
这套机制一直运转到抗战胜利前后。
戴笠对此心知肚明。
他需要的不是局长这个头衔，而是不受干扰的权力。
而权力，他确实握在手里了。
从1938年到1945年，军统像吹气球一样膨胀。
从早年特务处的几百人，到兼并密查组后的三千人，再到内外勤五万多人的庞大规模，还不算那些秘密成员和掌握的特务武装。
业务范围也急剧扩张，从最初的军事情报搜集，延伸到缉私、运输监察、电讯监控、反间谍、武装渗透，几乎无所不包。
军统的行动力远非中统可比，毕竟它的班底是黄埔军官，军事素养和执行力都在CC系那些“海归”特务之上。
但随着军统势力的膨胀，蒋介石的警惕心也在增强。
他设了一个五人小组来秘密监控戴笠和军统局，成员包括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和宣铁吾，由蒋介石亲自担任组长。
有意思的是，这个小组的核心成员竟然是戴笠的第一密友胡宗南。
蒋介石的权谋之术，即便放在今天看也令人后背发凉——让戴笠最信任的人去监视戴笠。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1944年底把唐纵调回军统任“帮办”。
唐纵、郑介民、戴笠这三驾马车再次在军统共事，互相牵制。
戴笠对外越强，对内就越焦躁。
罗家湾的指挥所里，据说时常能听到他摔电话、踢桌子的声音。
猎犬最怕的不是远处的枪声，而是主人随时收紧的链子。
戴笠的军衔问题一直是件令人尴尬的事。
在国民党军队中，铨叙军衔和职务军衔是两套系统。
铨叙军衔是正式记录在案、决定薪资待遇的硬标准，需要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核。
职务军衔则是蒋介石一纸手令就能任命的临时性职务级别，为了工作方便而设。
1935年到1936年期间的高级军官铨叙名录上，根本找不到戴笠的名字。
那时候黄埔一期生中混得好的已经是陆军中将，差一些的是陆军少将，最不济也是陆军上校。
黄埔四期的胡琏、谢晋元等人当时也刚授陆军中校。
戴笠作为黄埔六期生，按资历推算，大概率铨叙的是陆军中校。
但他在老军统当第二处处长的时候，职务军衔已经是少将了——也就是说，他可以挂一颗星的牌牌，实际拿的是中校的薪水。
1938年军统分家后，戴笠的职务军衔升到了中将，正式挂着两颗星到处走。
但在铨叙厅那里，他仍然是陆军中校——后来升到上校，但一直到1945年3月8日之前，连少将都不是。
1945年3月8日的国民政府令写得很清楚：“陆军步兵上校孙立人、凌琦、戴笠……晋任为陆军少将。”
戴笠和孙立人同一天晋升少将。
也就是说，在抗战打了将近八年之后，戴笠才终于拿到了一个说得过去的正式军衔。
这就能解释一个很多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戴笠的照片上总是戴着中将领章，但死后政府令里却写“追赠陆军中将”？
答案很简单：他活着的时候，中将只是职务军衔，不是正式的铨叙军衔。
他的铨叙军衔是少将，死后追赠才升到中将。
他的亲信沈醉在所著《我所知道的戴笠》中写道：“他自己虽然只是一个中将，但他的部下却有十多个中将，三十多个少将。”
可见连身边人都被他的肩章搞糊涂了。
职务军衔和铨叙军衔的混乱在民国军队中是普遍现象，但在戴笠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他职务升得太快，资历又实在太浅。
1945年7月，抗日战争胜利已成定局，戴笠终于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将代理局长。
注意“代理”二字。
蒋介石依旧没有让他转正。
这不是疏忽，是有意为之。
抗战期间整整七年，戴笠一直挂着副局长的头衔在干局长的活。
到抗战胜利前夕，他的铨叙军衔升到了少将，职务军衔已经是中将，资历勉强够得上局长之位了，老蒋才给了个“代理局长”。
代理二字在此处不是惩罚性的，而是奖励性的晋升过渡——用“资望不足”为由压一压，既是对戴笠权力的必要限制，也是在向军统内外传递一个信号：再大的功臣，也得守规矩。
蒋介石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一贯的政治手腕：既用戴笠，又防戴笠。
用他是因为他好用，能办事；防他是怕他坐大，尾大不掉。
军统局和中统局互相制衡，戴笠和徐恩曾斗了十几年，谁也不让谁占上风。
这是蒋介石最擅长的帝王术。
1946年3月17日，南京上空大雨如注。
戴笠乘坐的专机从青岛起飞，目的地是上海。
但上海的天气太差，飞机无法降落，改飞南京，南京同样糟糕。
最终飞机在暴雨中撞上了江宁板桥镇附近的岱山，机毁人亡。
这位权倾一时的特务头子，到死也没能摘下“代理”两个字。
蒋介石后来下了一道令：“故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应予明令褒扬，着追赠陆军中将，准照集团军总司令阵亡例公葬，并交部从优议恤。”
追赠中将之后，局长前面的“代理”二字在文件里也不提了。
戴笠死后的身份是原军统局长、陆军中将。
戴笠生前的最高铨叙军衔是陆军少将，死后追赠陆军中将。
他的老对手徐恩曾比他活得久，1985年在台湾去世。
戴笠死后不久，军统被改组为保密局，首任局长终于不再是挂名兼职——毛人凤坐上了那把椅子。
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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