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政府宣布29处世界遗产进入战时保护状态

悠久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与古老波斯文明交相辉映，互动频仍。无数珍贵器物，正是这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的无声见证，它们漂洋过海，亦或陆路跋涉，最终在遥远的东方土地上留下了深刻而宝贵的印记。

记者王仲昀报道

自2026年2月28日，一场由以色列与美国联合发动的军事打击降临伊朗，中东地区便陷入了持续动荡的泥沼，其影响之深远，牵动着全球的目光。而这片承载着三千年波斯辉煌文明的土地，其璀璨的建筑、精湛的工艺以及独步世界的艺术瑰宝，此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近日，伊朗政府宣布将29处世界遗产列入“战时保护名单”，显示出局势的紧迫性。

提起“波斯”，那便是伊朗古老的称谓。在古代，波斯一度是享誉世界的“手工艺术圣地”。正如美国学者房龙在其巨著《艺术的故事》中所述：“波斯文明的寿命，虽不过几百年之久，但就在这短暂的几百年间，波斯却成为了东方世界的艺术灯塔，并以其精湛的技艺，成为了欧洲的艺术启蒙者……彼时，波斯汇聚了来自印度和亚美尼亚的艺术家，更有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伟大的工匠，他们倾囊相授，将制造瓷器的绝技传授给了波斯人。”

历史上，中华文化与波斯文明的交流往来，如同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彼此滋养，相互辉映。那些承载着文明交往痕迹的器物，也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在遥远的东方土地上，留下了它们珍贵而永恒的印记。

宁夏固原博物馆收藏的鎏金银壶，便是其中一件令人瞩目的珍宝。

萨珊金银器，流淌于陇西的波斯风华

从国内的考古资料梳理来看，中国与西亚波斯之间的丝绸之路交往，可能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悄然开启。

作为古代波斯最为辉煌的王朝之一，统治 period长达四百余年的萨珊王朝（公元224—651年），一度成为了丝绸之路上至关重要的交通枢纽，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贸易与文化艺术的交流。

因此，在中国境内出土的众多波斯文物中，相当一部分便源自萨珊王朝的统治时期，尤以那些经陆上丝绸之路抵达古代中国的精美宝器为甚。

1983年9月，在固原北周李贤墓的考古发掘中，一件萨珊时期的鎏金银壶，以及青金石戒指、玻璃碗等珍贵文物赫然出土。历史上，李贤是北周政权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长期掌控着丝绸之路重镇敦煌一线，因此，他通过商贾途径获得鎏金银瓶这类精美的萨珊风格金银器，绝非难事。

如今，安放在宁夏固原博物馆内的这尊鎏金银壶，无疑是中国境内萨珊系金银器的一项重大发现。其精湛的工艺水准和独特的图案内容，在现存的萨珊金银器中都堪称稀世罕见。

细致欣赏这尊鎏金银壶，便能清晰地看到其装饰图案巧妙地融合了古希腊与波斯艺术的精髓。银壶的颈部，那棱状的凹槽样式，与古希腊建筑中的廊柱结构颇为相似；而壶身遍布的联珠纹，则是典型的波斯艺术装饰元素。更引人注目的是，壶身上以近似古希腊立体浮雕的手法，生动地刻画了三组青年男女的人物形象。他们有的身着宽大的希腊式长裙，有的则披着飘逸的披风，神态逼真，洋溢着浓郁的希腊化风格。有研究者推测，这三组人物画面所描绘的，正是古希腊神话中著名的“帕里斯裁判”以及“特洛伊战争”的宏大故事。

试想，一件由中亚工匠精心制作的器物，讲述着古希腊的史诗故事，却又饰以典型的波斯纹饰，最终历经千山万水，一路向东，辗转流入了中国陇西之地。这曲折的流传轨迹，生动地印证了丝绸之路不仅是物质商品流通的桥梁，更是不同文明之间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纽带。

除了精美的金银器，萨珊王朝的银币，更是证明中国与波斯丝路交往和贸易往来的有力证据。《汉书·西域传》中就有记载：“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这表明，银币在当时是萨珊王朝广泛流通的货币。

1970年，在张掖大佛寺金塔殿基下的舍利石函被考古工作者小心翼翼地开启，六枚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以及一组和田玉珍玩重见天日。这些珍贵的银币与玉器，将人们的思绪带回了一千多年前。彼时，公元609年，隋炀帝杨广率领文武百官西巡，在焉支山下举办了一场震惊欧亚大陆的“万国博览会”。来自波斯、突厥、西域各国的使者与商贾云集于此，骆驼商队满载着香料、织物、金银器穿梭往来，而张掖，正是在这场盛会中，扮演了东西方商品与文化交流的“中转站”角色。

仔细审视张掖大佛寺出土的这六枚银币，上面清晰地印刻着当时萨珊王朝国王的头像。它们形态各异的装饰，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古代波斯王室独特的审美情趣与深厚的宗教传统。

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胡玉康教授认为，这些在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作为一种在丝路上流通的贸易货币，其可能性是存在的。

波斯釉陶，跨越海洋的东方印记

古代波斯精美的金银器与流通的银币，经由陆上丝绸之路抵达了中国的西域。与此同时，另一类具有浓郁波斯风格的古陶器，也通过海运，漂洋过海，抵达了中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的考古学家在东汉至五代的墓葬和遗址中，陆续发现了一些波斯釉陶。这些陶器多为绿松石色釉，发现的地点集中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港口城市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例如江苏的扬州、福建的福州，以及广西的北海、容县等地，都曾出土过带有波斯风格的古陶器。

曾主持合浦汉墓发掘项目的广西民族大学熊昭明教授指出，陈列于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的波斯陶壶，是中国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的一件波斯陶壶，也是唯一一件东汉时期的波斯陶壶，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此外，考古人员曾在广西容县发掘出土了四十多块古代波斯釉陶的残片。这些来自异域的古陶器，成为了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繁忙往来的有力见证。

波斯陶器经由海运流入中国，而中国古代的珍宝，同样以这种方式流通到了波斯。

1968年至1971年，英国考古学家安德鲁·乔治·威廉姆森（Andrew George Williamson）在波斯湾北岸，即伊朗南部地区，进行了一场为期三年的考古调查。在此期间，他共发掘出近3400件中国外销古陶瓷的残片，这些残片的年代跨度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清晚期。如今，这些珍贵的残片分别被珍藏于英国牛津大学阿什摩林博物馆和伊朗国家博物馆。它们与在中国境内出土的波斯风格古陶器共同构筑了一幅完整而生动 Thusht海上丝路文明交往的全景图。

凸钉玻璃碗

我国出土的萨珊玻璃器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便是凸钉玻璃碗。

在玻璃器上装饰凸起的凹球面，这是一种独特的工艺特征，通过烧吹技术成型，再运用雕花技术对器物的腹部、底部进行凸饰，并对口缘进行精细的整形。这种精湛的玻璃制造工艺，在帕提亚及萨珊王朝时期的伊朗高原上，曾一度风靡一时，成为当时玻璃器制作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