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底，王平因为胃疼住进医院。
那时候大运动刚开始不久，谁也没想到这场风波会席卷多少人。
他在医院里还没把病养好，外面已经开始闹腾起来了。
有人来医院找他谈话，说他有问题。
王平当时不明白，自己一个老政工干部，打了这么多年仗，从红三军团一路走过来，怎么就突然有问题了。
1967年4月，他刚做完溃疡手术，刀口还没愈合，就被拉回单位参加批斗会。
戴了“三反分子”的帽子，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直接摁在脑门上。
之后专案组进驻，给他罗列罪状。
七八十条，一条一条让他交代。
王平一开始还争辩。
他知道自己没干过那些事，就一条一条对质，说这个事不是这样的，那个人没有跟我联系过。
专案组不听，说他态度不老实，交代不彻底。
争辩的结果是挨骂，有时候还挨打。
后来王平索性不争了。
没用。
你越辩解，他们越觉得你有问题，变本加厉地逼你。
但不吱声也不行。
有人气急败坏，一定要撬开你的嘴。
那段日子，他后来回忆的时候话很少，说到一些地方就停住，半天不往下讲。
1969年夏天，王平被隔离审查。
关在南京军区第三招待所11号楼。
这栋楼里关了一批江苏省被打倒的所谓重要“走资派”。
王平的房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凳子。
他穿圆领汗衫，粗布裤衩，天天写检讨。
吃饭要排队，上厕所要报告。
去大澡堂洗澡，管理人员统一喊口令，“脱衣服”“下去”“出来”，一个个光着身子排着队，跟训练一样。
只有星期天，这间冷冰冰的房间会热闹起来。
王平的子女多，星期天都会来看父亲。
也就是那一天，被关在这里的王平才会露出难得的笑容。
南京军事学院这时候正在军管。
院系调整的风声早就有了，1969年中央军委正式下发军队院校调整方案，军事学院被撤销。
王平的政委编制跟着消失了，组织关系被“暂挂”，就像放进文件柜最底层的档案袋，没人敢伸手去拿。
过去的老战友来访，会把车停在门口，犹豫很久，最后还是一脚油门开走。
那些年里，敲门的人只剩下邮差，投递一份《参考消息》。
也是这一年，王平的事情被移交给南京军区处理。
1969年军事学院撤销后，学院的干部就由军区代管。
当时主持南京军区工作的许世友，把这件事交给了副司令员肖永银来办。
肖永银打仗出身，是个干脆人。
他跟专案组碰头，把强加在王平身上的问题一条一条过。
好多所谓的罪状根本站不住脚。
比如什么“私藏黄金”“联络海外”，肖永银看完了材料，逐条划掉，实在没法落实的那些就一直搁着，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肖永银的做法至少让那些太过分的东西没有继续往上报。
不过王平的处境没变，还是被关着，还是天天写材料。
一直关到1972年。
那年范景新——王平的夫人，做了一个决定。
她写了一封申诉信，通过秘密渠道递到了周恩来的案头。
几周后，王平被通知可以离开关押的地方，回家等待结论。
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定在南京市内，不许离开市区半步，如果要外出还得提前报备，等批准了才能走。
可以回家了，但也只是换了个大一号的地方待着。
他跟熟人自嘲说：“在家晒太阳，心里发凉。”
这句话说得轻飘飘的，但坐在家里晒太阳的老头，心里是什么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
家里从热闹到冷清，来串门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几乎没人登门。
不是不想来，是不敢来。
谁愿意给自己惹麻烦呢？
夜里，军区副司令员詹大南托警卫员给他家送过一块猪肉。
警卫员两分钟送到，三十秒就离开，脚步声比风还快。
这块肉值不了几个钱，但在那个年月，这已经是一种非常冒险的举动了。
王平在家里等了一年。
他翻旧战报，拆收音机，把几十本《抗美援朝战史》按照时间顺序排好，每天读、批注、练字。
日子过得异常安静。
但安静不代表安生。
一年过去了，工作的事一直没有动静，待遇也没有恢复。
从1967年被关起来算起，到这时候他已经快五年没工作了。
一个在军队里摸爬滚打了四十多年的人，突然什么都没有了。
不是没打过仗，不是没立过功，他是红三军团的老兵，从长征走到朝鲜，担任过志愿军最后一任政委，回国后主政南京军事学院多年，是解放军里任大军区级政委时间最长的开国上将。
可这些资历在那个年月，好像全都不作数了。
1973年，王平决定从被动变主动。
他给叶剑英写了一封信。
叶剑英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王平跟他交集不算多，但叶帅知道这个老革命，知道他的功劳和资历。
信是王平的女儿送出去的。
叶帅接到信后很重视，当即批示，转到总政治部，让总政给王平安排工作。
总政主任李德生接到了叶帅的指示。
很快，总政干部部的一位处长到南京来接人，把王平安排进了北京的招待所。
王平接到通知的时候是高兴的。
他去北京，当然是为了工作的事。
多年待在家里的老将，终于看见了一点光亮。
老战友们也高兴，听说王平来北京了，纷纷跑来看他。
招待所那几天人来人往，房间里常常坐满了人，大家握着他的手说总算出来了。
叶帅工作多，把王平的具体问题交给了李德生去处理。
李德生是开国少将，比王平资历浅，但在当时正处在政治生涯的一个高峰期。
他不仅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还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王平到北京的时候，正是筹备党的十大最紧张的时候，李德生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抽不出时间来处理王平的事。
王平在北京一等就是十多天，李德生还是没出现。
后来又等了将近一个月，李德生才终于抽出时间来见王平。
两个人见面，谈得倒是不错。
李德生说王平的精神状态很好，完全可以出来工作。
他跟王平说，先恢复组织生活，然后把档案从南京转到总政治部来，这些事办妥了，再找岗位落实工作的问题。
王平听了觉得离复出不远了。
但实际上，李德生当时并没有给王平具体的工作安排承诺，也没有说什么时候恢复待遇。
那些话，更像是一个方向性的表态，而不是一个可执行的方案。
李德生让王平在招待所等着。
王平就真的在招待所等了。
十大在1973年8月底召开。
李德生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身兼数职，忙上加忙。
总政那边，给王平安排工作的事情被一再搁置。
王平在北京的招待所里又住了好几个月。
老战友们经常来看他，但每次来问工作的事，得到的答复都是“再等等”。
有老部下来看他，握着他的手，嘴唇动了几下，最后说出来的只有一句：“老政委，北京没人盯着你。”
这话说得委婉，但王平听得出里面的意思——在北京都等不来一个结果，说明问题比他想的要严重得多。
一直等到1974年初。
北京的政治局势越来越紧张，“批林批孔”运动起来了。
会场上的风向变了，空气里的火药味又浓了起来。
王平判断自己不宜再在北京待下去，再待下去，说不定会被新的运动卷进去，到时候不但工作的事办不成，连已经得到的这点自由都可能保不住。
他决定离开北京，先回南京去，继续等。
离开之前，他决定去见一个人——邓小平。
邓公在1973年3月已经恢复工作，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当时主要负责抓经济工作，军队的事务还没有正式接手。
王平去见邓公，或许有自己的考虑。
战争年代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在军队，一个在地方。
王平去找邓公，是想看看能不能在地方上找个位置。
如果军队这边的工作安排迟迟落不了地，地方上能解决工作和待遇问题也行。
也许他希望邓公能帮他一把，加速问题的解决。
见面之后，王平问邓公，自己可不可以工作。
邓公的答复很简短：“要求工作不过分。”
但也仅限于此。
邓公当时主管的是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王平的问题属于军队系统，他对王平的具体情况不够了解，自然不好深谈。
王平跟邓公告别，转身离开了。
从北京回南京的火车上，王平沿途经过很多地方，但他一个战友也没去见。
他不想让自己的低落的情绪影响别人，也不想因为自己这个敏感的身份拖累别人。
火车到南京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他提着行李走下月台，回头看了一眼黑漆漆的站台，什么都没说。
回到南京之后，日子跟之前差不多。
待遇没恢复，工作没着落，行动上还是有诸多限制。
1974年春节快到了，王平的家里冷清得很。
就在这时候，丁盛从广州军区调到了南京军区当司令员。
丁盛刚到南京的第一个月，就带着一个警卫员直接驱车到王平家里来看望他。
这事在军区里炸了锅。
有人悄悄提醒丁盛，说王平还在被“观察”中，接触要谨慎一些，免得被人贴标签。
丁盛没听，他回了句话：“我跟王政委在朝鲜战场上一起战斗过，我了解他，他是位好同志。既然组织让他回家了，就说明没问题嘛。该怎么对待老同志，我心里有数。”
这不是客套话。
丁盛在王平面前确实是个老部下。
从红军时期到抗美援朝，丁盛都在王平麾下当过兵，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不错。
丁盛说到做到。
他逢年过节就安排人去王平家里送礼，专门帮王平在军区食堂申请了就餐证，让王平参加一些非涉密的会议，出席茶话会、交流会，一步步把王平的生活恢复正常。
1974年春节的军区团拜会，丁盛派车来接王平，还特意把他安排在主席台第二排的显眼位置。
这些事看上去不算大，但对一个在家赋闲多年、被所有人绕着走的人来说，每一样都像是一堵墙被拆掉了一面。
军区副司令员詹大南也一直在关注着王平。
看到王平家里生活困难，詹大南让人送了一些肉过去。
这已经是詹大南第二次给王平家里送东西了。
上一次是偷偷送，这次还是偷偷送。
在那个年月，能这样做的人，心里得有多大的底气。
王平不是不知道这些人的好意。
但他心里更清楚，这些好意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他的问题卡在哪儿？
卡在组织结论上。
没有结论，就没有工作，没有待遇，没有身份。
一个开国上将，连出门都要看脸色，这不是待遇高低的问题，这是一个人活着的尊严问题。
1974年底到1975年初，王平在南京继续等待。
他做过各种尝试，写过信，托过人，能找的关系都找过了。
但每一次都是同样的结果——等。
1975年1月，王平又接到通知进京。
他满以为这次终于有结果了。
但到了北京才知道，是让他参加四届人大会议。
会议开完，他又被要求回南京继续等。
火车上他跟身边的人嘀咕了一句：“这么磨人，究竟要把我磨到哪天？”
这句话问得直接，但没有人能给他答案。
1975年4月13日清晨，南京下着小雨。
值班室突然来了个电话，话务员说军委来电，让王平立即赴京。
王平在睡梦中被叫醒，没顾上多问，套上军大衣，拎起旅行包，只带了两套换洗衣服。
夫人范景新匆忙递了一包干粮给他，叮嘱了一句“路上小心”，列车汽笛已经远远地压过了这句话的后半截。
火车从南京到北京，一夜一昼。
王平坐在车窗边，外面的村庄一块一块往后退。
他想起1958年的冬天，那会儿他在北京参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被点名调任南京军事学院政治委员。
那时候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把学院当成连队来抓。”
到了南京之后，他真就这么干了。
跑课堂，跑宿舍，跑猪圈，跑菜地，把军事学院的角角落落摸了个遍。
三年困难时期，学院自己养猪种菜填补供应缺口，还拿出五万斤猪肉支援地方，靠的就是这股子“连队劲”。
1962年2月，毛泽东视察南京，在主席台前，毛泽东左手拉着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右手拉着王平，一同走进会场。
主席说了十六个字：“团结起来，努力奋斗，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王平把这十六个字记了一辈子。
火车到北京后，王平在三座门的一栋小楼里见到了军委的命令——出任军委炮兵政治委员。
宣读命令的过程很短，气氛不算轻松，但王平觉得屋子里的光线突然亮了。
八年前他被叫停工作的时候，以为是暂时的调整，谁知道这一等就是八年。
从1967年到1975年，整整八年没有工作。
上任之前，叶剑英找他谈话。
叶帅交代得很直白：到了炮兵，大胆平反冤错案件，落实政策，把炮兵整顿好。
这不是一句场面话。
叶剑英和王平都清楚，炮兵部队因为多年动荡，人心有些散了，技术兵种多，装备更新快，落实政策的问题堆积了不少。
王平需要把这些事一件一件拎起来，该平反的平反，该落实的落实。
叶剑英还跟他聊起了武汉军区的事，交代了一些形势上的问题，特别提到已经提醒过南京军区的丁盛，要他别往上海跑。
说这话的时候叶帅的目光在远处停了一下，没有多解释。
王平到炮兵上任那天，司令员张达志带着机关的人到大门迎接。
王平被关押了多年，身体已经大不如前。
从大门口走到礼堂，短短两百米的路，他走得气喘吁吁，有些呼哧带喘。
进了礼堂要讲话，因为太久没有在公众场合开口，他的声音有些磕巴，有些字咬不准，说了几句就顿住了。
底下有人嘀咕：“派这样的老头来，能把炮兵工作抓起来？”
话传到王平耳朵里，他没做任何解释。
他知道，解释没用。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炮兵的局面打开。
王平没有让质疑的声音耽误时间。
他上任之后，很多过去遭到诬陷的干部主动找上门来反映情况。
他一个人关在资料室里，一摞文件一摞教材地啃，把炮兵部队的问题一件一件摸清楚。
分清是非，该平反的就平反，该恢复名誉的就恢复名誉。
前后四个月，他大刀阔斧地做平反工作，使得两百多位干部恢复了名誉，重新安排了职务。
炮兵部队里的人开始改口：“这老头还真行，工作有魄力。”
四个月后，王平被调任武汉军区政委。
要离开炮兵的时候，许多炮兵干部觉得惋惜，说他的平反工作还没做完，怎么就调走了。
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炮兵，从炮兵到武汉军区，再到后来的总后勤部，王平一路走下来。
他在炮兵干了不到四个月就调走了，在武汉军区工作的时间也不长。
有人质疑他工作太短，也有人猜测这背后有什么名堂。
但王平不管这些。
他已经从那段漫长的赋闲岁月里走出来了，他知道一个没有工作的人是什么滋味，他知道被人绕着走是什么滋味，他知道坐在家里翻旧报纸是什么滋味。
那些滋味，一次就够了。
后来有记者采访他，问他那些年被关起来的时候在想什么。
王平没怎么谈那段日子。
他讲了一些战场上的事，讲红十一团的长征，讲抗美援朝的最后那几年。
讲到这些的时候他话多起来。
记者问起1970年到1975年的事，他只说了一句：“在家晒太阳，心里发凉。”
再多就不肯说了。
这话轻得像叹气，但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听得懂。
不是每一个从大风大浪里走过来的人，都愿意把伤口翻出来给别人看。
王平不愿意，他有他的尊严。
一个从红三军团走出来的老兵，在战场上没低过头，在那个年月里也没低过头。
这就够了。
原创文章，作者：林诗雨，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m.gaochengzhenxuan.com/resou/1942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