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把国民党当提款机的“影帝”，死刑前靠一块烂木板，让军统成了全上海的笑话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九日的上海，空气中飘着烧焦纸张的糊味
黄浦江上的汽笛声断断续续，像是这个即将倾覆的政权最后的喘息
就在蒋介石那道人尽皆知的“屠杀令”下达前夕，提篮桥监狱的死囚牢里，一个浑身是伤的中年人正盯着墙角那块腐烂发黑的床板出神
狱警刚刚换过岗，走廊里的脚步声渐行渐远
他计算过，从换岗到下一次巡查，大概有七分钟的空档
七分钟，对于一场豪赌来说，够长了
这个浑身是血的人，在军统的档案里代号“共党要犯”，审讯记录上写着“嘴硬如铁，三个月未吐一字”
没有人想到，就在一年前，这位爷还穿着笔挺的国民党少将军服，坐在国防部的真皮沙发上，和陈诚、顾祝同这些大佬称兄道弟
更没有人能想到，几个小时之后，他将用一种能把牛顿气活的方式，让整个国民党特务机构沦为全上海的笑柄
他叫范纪曼
一个把“灯下黑”玩到极致，把国民党当成自家提款机和情报仓库的顶级特工
这个后来让毛人凤咬牙切齿的名字，1906年出生在四川梁山一个殷实的人家
祖父那辈起，范家在十里八乡就小有名气，父亲是省法政学堂毕业的读书人
这样的家庭，本可以给他一条安稳的路——念书，成家，守着祖业过太平日子
事实也确实如此
1923年，十七岁的范纪曼在父母之命下娶了同乡姑娘冉正南，之后几年间有了一子二女
放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标准的人生剧本：成家立业，传宗接代
可他偏偏不甘心
那是个什么年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租界里的洋人趾高气扬，街头饿殍无人收尸
年轻的范纪曼总觉得，这世道不该是这样
他要出去找一条路
1925年，他考入武昌汉阳兵工厂专门学校
同年初冬，在四川会馆经人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二年，他又考入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在那里，他和罗瑞卿成了同班同学
同年，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那一年的范纪曼，不过二十岁出头，眼神里有的是热血和莽撞
很快，北伐战争打响
他在叶挺独立团当排长，汀泗桥战役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然后被子弹击中，倒在血泊里
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负伤，但不是最后一次
伤愈之后，迎接他的是“四一二”政变，是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疯狂屠杀
大革命失败了，他的许多战友死在屠刀下，活下来的人转入地下
党组织派他回四川老家开展工作
他建立了梁山县第一个特别支部，担任第一任县委书记
他组织“一六剧社”，带着四十多个年轻人演文明戏，宣传革命，打倒土豪劣绅
军阀和地主恨得咬牙切齿，派人到处追捕他
1929年秋天，四川省委派他去上海工作
他和女友彭雅萝一起到了那个灯红酒绿却又杀机四伏的城市
第二年五月，因为叛徒出卖，他被捕了
这是范纪曼第一次尝到牢狱的滋味
苏州监狱的三个月，他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组织秘密
家人四处奔走，花了不少钱，终于在八月把他保释出来
可出狱之后，他发现自己和组织失去了联系
那时候，上海的党组织多次遭到大破坏，中央已经撤往江西苏区
他成了一个找不到家的游子
换了别人，可能就此消沉，找个安稳营生过日子
可范纪曼没有
他和彭雅萝北上北平，双双考入了北平大学
他读艺术学院学戏剧，又转法学院学经济，还跑到俄文经济系啃外语
短短几年，硬是把俄语、日语、德语都学通了，翻译出版了德国诗人海涅的《还乡集》
戏剧大师熊佛西对他颇为器重
他还参加了左联，写文章，写诗，和进步学生一起搞抗日救亡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标准的文艺青年，才华横溢，前途无量
可暗地里，他一直在找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当选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学生会会长，又被北平六十八所大中学校推选为抗日学联主席团成员，兼任南下请愿示威团纠察队总指挥
他带着五千多学生去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抗日
在南京，他和军警搏斗，受了重伤
宋庆龄听说后，专门介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去采访他
史沫特莱把自己的派克钢笔送给了他，表达敬意
可他还是没能接上组织关系
直到有一天，他得到一个消息：他的同乡、曾经的天津市委书记曹策被关在北平草岚子胡同监狱
范纪曼找到了自己在黄埔军校的同学陈恭澍——那时候陈恭澍在军统北平站有点分量
他谎称曹策是自己表哥，被误抓了，求老同学帮忙
陈恭澍嘴上答应，却一直拖着
拖到最后，终于摊牌：帮忙可以，但你得帮我干活
干什么活？翻译文件
范纪曼拿到那些文件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这都是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军事外交情报，每一份都见不得光
他一面翻译，一面悄悄誊抄一份，通过认识的进步学生薛迅，一层层送了出去
这些情报不仅帮组织摸清了国民党的底牌，也最终换来了曹策的出狱
这一手，干得太漂亮
可代价也来得很快——叛徒出卖，他再次被捕
这一次，是他的女友彭雅萝四处奔走，找黄埔同学帮忙，才把他保释出来
出狱之后，他通过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叫刘逸樵的人
这个刘逸樵，公开身份是上海《大晚报》特派记者，实际上是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的人，和共产国际驻上海机关有直接联系
刘逸樵交给范纪曼一个任务：搜集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情报
范纪曼用自己精通的外语，翻译了大量关于日本在东北的军政资料、东北抗联的斗争情况，干得相当出色
后来刘逸樵调往上海，范纪曼也跟了过去
他们在静安寺路戈登路租了公寓，开了一家旧书店，取名“木简书屋”
这书店名义上是卖书的，实际上是党的秘密联络点
有一天，他突然接到紧急通知：法租界一部地下电台要被查抄了
电台负责人李一鸣（化名刘鹤孔）处境危险
范纪曼二话不说，骑上摩托车就冲了过去
在敌人动手之前，他把电台装进纸箱和麻袋，全部抢运出来
然后，他又在英美侨民集中的大华商场租了个铺面，让李一鸣开文具店作掩护，把电台藏在地洞里继续发报
一九三八年八月，范纪曼获得一份绝密情报：日军要对苏联发动突袭，两个重炮旅团已经从日本下关开往朝鲜清津港，准备掩护陆军三个师团进攻张鼓峰，然后直扑海参崴
他把情报十万火急送了出去
仅仅隔了一天，上海英文报纸《大美晚报》就刊出爆炸性新闻：苏联空军编队炸毁日军在图门江三山镇的重炮阵地
范纪曼看到报纸，差点跳起来——那一炸，有他一份功劳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了
上海乱成一锅粥，国民党接收大员满天飞，忙着抢房子、抢金子、抢女人
这时候，组织交给范纪曼一个任务：从提篮桥监狱里捞人
捞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杨靖宇烈士的弟弟、东北抗联的杨树田，还有一个是之前那个电台负责人李一鸣
提篮桥监狱是什么地方？远东第一监狱，高墙铁网，戒备森严
硬闯是不可能的，花钱疏通——那时候的钱都贬值成什么样了，再说也没那么多
范纪曼琢磨了几天，忽然灵光一闪：国民党接收大员满天飞，那为什么我就不能是其中一个？
他找到老朋友李时雨——此人当时是周佛海“淞沪行动总指挥部”的军法处长，正管得着监狱这一摊
两人一合计，定了计划
范纪曼不知从哪搞来一套少将军服，穿上一照镜子，还真像那么回事
李时雨开着军用汽车，两人大摇大摆直奔提篮桥监狱
到了门口，范纪曼那气场，下巴抬得恨不得用鼻孔看人
监狱长沈冠三一看这架势，赶紧出来迎接
李时雨介绍说，这位是刚从重庆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范高参，专程来接人
范纪曼劈头就骂：“我有两个部下被你们关在这里，赶快放出来！”
沈冠三战战兢兢问是哪两位
“李一鸣、杨树田！难道你不知道吗？！”
沈冠三吓得赶紧让狱吏去查
不一会儿回话：李一鸣前几天被日本人要走了，只剩杨树田
范纪曼心里咯噔一下——李一鸣那边情况不明，但现在只能先救一个是一个
“那就接他一个人。”
片刻，杨树田扛着破被子被带了出来
范纪曼并不认识他，但他知道组织交代过，杨树田懂俄语
他抢上一步，低声用俄语说：“若是他们问，你就说是我的部下。”
杨树田立刻会意，恭恭敬敬向他行了个军礼
沈冠三一看这架势，彻底信了
临到要走，他还追着让写个收条
范纪曼眼睛一瞪：“日本鬼子都投降了，你们这批汉奸都应枪毙！我来接人还要什么收条？！”
李时雨在旁边打圆场，自己签了字
两人带着杨树田，扬长而去
等他们把杨树田安顿好，第二天，国民党的先遣部队才正式接管提篮桥监狱
晚一天，杨树田就救不出来了
这种救人方式，简直是在特务的智商上蹦迪
可范纪曼就是有这种本事——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冒险变成日常
救完人，范纪曼又琢磨：这身少将皮既然这么好使，为什么不弄个真的穿穿？
一九四六年，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急需各类人才
范纪曼通过已经当上顾祝同驻沪办事处长的张子羽，向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推荐了自己
他的履历实在漂亮——黄埔出身，精通多国语言，还在北平干过情报工作（当然，他说的“情报工作”是给国民党干的那部分）
陈诚向来爱才，大笔一挥，范纪曼成了国防部二厅驻上海国际组的少将专员，代号“范行”
从此，他过上了双重生活：白天是国民党的少将，晚上是共产党的特工
国民党的最高军事会议上，大佬们围着地图部署剿共计划，范纪曼就坐在旁边，一边喝着国民党的茶，一边把那些核心机密记在脑子里
散会之后，这些情报就会通过各种渠道，送到该去的地方
三大战役期间，他送出的情报分量有多重？
辽沈战役时，南京军事顾问团帮国民党在秦皇岛建了个海陆空总兵站，蒋介石密令廖耀湘兵团开往辽西增援——这些情报，范纪曼都及时送到了延安
淮海战役时，黄百韬兵团被围，蒋介石急调邱清泉兵团增援
邱清泉的司令部设在哪，部队怎么走，防守位置如何——我方一清二楚，全靠范纪曼的情报
平津战役前，蒋介石命令陈长捷，实在守不住就决堤放水
这个命令刚下完，范纪曼的情报就到了，我方提前做了准备
最绝的是他救自己人的方式
上线张子羽暴露了，军统把上海所有的车站码头都封了，连只老鼠都跑不出去
范纪曼开着国防部那辆显眼的黑色轿车，让张子羽坐在副驾驶，大摇大摆往复兴岛开
那是国民党高官住的地方，沿途哨兵看见车牌和军衔，敬礼都来不及，谁敢拦？
就这么一路绿灯，把人送上了出海的渔船
他不仅在情报上把国民党当提款机，在经费上也一样
国民党拨给他的活动经费、特别费，该领的一分不少
有时候报个假账，还能额外捞一笔
对他来说，反正这些钱都是用来支持革命的，多拿一分，革命就多一分力量
那几年，他过的是真正的“灯下黑”日子——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最显眼的人就是最不引人注意的人
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一九四九年三月，范纪曼的运气到了头
一个叫沈寒涛的地下党员被捕后叛变，把他供了出来
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得到消息的时候，整个人都懵了
范纪曼？那个在他刚入行时就是他上司的老前辈？那个在国防部二厅当少将专员的老同事？那个他见了面还得客客气气叫一声“范专员”的人？
可证据摆在面前，由不得他不信
蒋介石亲自下令：抓，然后杀
三月一日，范纪曼被捕
这一次，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他被关进提篮桥监狱的死囚牢，手上脚上都戴着镣铐
军统那帮人憋着一口气，变着法子折磨他，想撬开他的嘴，问出更多东西
可三个月过去，除了血和汗，他们什么也没得到
四月中旬，范纪曼从一个看守的只言片语中判断，自己快被处决了
行刑队已经在磨刀，日子可能就是这几天
那个夜晚，他躺在潮湿的草席上，眼睛却一直盯着墙角
那里有一块床板，年久失修，已经烂得掉渣
狱警换岗的脚步声传来，他默默数着：七分钟
他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念头
那堵墙太高，自己腿上还有伤，硬翻是翻不过去的
可如果不拼这一次，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可能就是他的死期
他忽然想起，监狱最近在修缮工事，围墙外有个施工留下的缺口
只要能翻过这道墙，外面就是弄堂，就是自由
可怎么翻？
他的目光再次落在那块烂床板上
行刑前夜，范纪曼趁着狱警换岗的空档，咬牙拆下床板，拖着伤腿摸到墙角
他把木板斜搭在墙根，助跑，蹬板，双手猛地扣住墙头——第一次尝试，因为身体太虚，加上板子没架稳，连人带板摔了下来
那动静，差点把狱警招来
他趴在地上，疼得冷汗直冒，肋骨可能断了
但他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没有第二次
他咬着牙，爬起来，拖着那块该死的木板，进行了第二次冲刺
这一次，他成功了
几十年后，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受过重刑、满身是伤、年过四旬的人，是怎么靠一块烂木板翻过那道高墙的
有人说是奇迹，有人说是意志
可对范纪曼来说，也许只是最简单的道理：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他翻过墙，跌进外面的水沟，然后爬起来，消失在夜色里
等狱警发现牢房空了的时候，整个提篮桥监狱都炸了锅
警报声响彻夜空，几卡车的特务冲出去追捕
可范纪曼就躲在监狱附近的一户民居里，听着外面警车哇哇乱叫，安安静静等着天亮
他知道，这时候满大街跑就是送死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两个月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
当解放军的队伍开进市区时，一个衣衫褴褛、胡子拉碴的中年人挤出围观的人群，走到接管部队的政委面前，报出了一串数字
对方查完档案，立刻立正敬礼：“范纪曼同志，组织一直在找你。”
那一刻，这个曾经穿着国民党少将军服、在死囚牢里待过三个月、靠一块烂木板逃出生天的男人，终于站在了阳光下
上海解放后，范纪曼又协助公安局揪出了不少潜伏的特务
他那双在黑暗中磨练了几十年的眼睛，看谁都带着几分审视
可谁能想到，这样一个为革命出生入死的人，后来还会经历坎坷
一九五五年，他因潘汉年、杨帆案件的牵连被捕，被判刑二十年
直到一九八零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才否定了原判，给他平反
一九八四年，中央组织部恢复了他一九二六年的党籍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六日，范纪曼在上海病逝，享年八十四岁
他这辈子，穿过国民党的将军服，蹲过死囚牢，演过救人的“影帝”，玩过最惊险的越狱，也见过最宏大的胜利
他一生五次入狱，又五次脱险，被人称为“不死鸟”
晚年有人问起当年的事，他只是淡淡地说，情报工作重要的不是枪，而是你能不能让对手把门钥匙亲手递给你
至于那块帮他逃出死牢的木板，没人知道最后去了哪里
也许被当成垃圾烧掉了，也许烂在了哪个角落里
可那个雨夜，那块木板承载的分量，足以让历史记住很久很久
范纪曼曾经翻译过德国诗人海涅的诗集，名字叫《还乡集》
他自己的一生，也是一场漫长的还乡——从黑暗回到光明，从地下回到地上，从隐秘回到真实
有人说，他是那个年代最像演员的特工
可他知道，所有的表演，都是为了有一天，可以不必再演
一九九零年的冬天，他走完了这场漫长的还乡路
而那个雨夜，那块木板，那堵高墙，那些散落在风中的情报，早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沉默地见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启
他这一辈子，没开过几枪，没带过兵打过仗
可他的脑子，比千军万马都好使
国民党花了大价钱养着他，他却用那些钱、那些情报，亲手埋葬了那个政权
这大概就是历史最大的幽默
原创文章，作者：郭峰，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m.gaochengzhenxuan.com/keji/1274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