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与文明关怀——《景德镇民窑千年变迁史》文化遗产学启示

▼ 作者简介：

罗德尼·哈里森（Rodney Harrison）

伦敦大学学院教授、批判遗产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批判遗产学。

▼ 译者简介：

傅行健

江西美术出版社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人类学。

本文是罗德尼·哈里森教授为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景德镇民窑千年变迁史》所作序言，并发表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6年第01期。

这部重要的两卷本著作，总篇幅近一千页，系统梳理了中国“瓷都”景德镇的历史脉络与当代遗产文化。尽管景德镇的制瓷史可追溯至更早，但自14世纪起，它才跃升为全国最大的瓷器产地，并延续至今。明代以降，专为皇家生产瓷器的御窑厂成立，景德镇的瓷业开始蓬勃发展。自16世纪起，景德镇瓷作为奢侈品远销欧洲，引发“瓷器热”，促成当地窑业的兴起。20世纪初，御窑停烧，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瓷厂收归国有。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逐渐退场，如今景德镇瓷业以小规模、手工制瓷为主。2025年，景德镇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世界遗产申报材料，目前尚在审议中。

▲ 图1 《景德镇民窑千年变迁史》（方李莉 著）

这部著作延续并深化了作者方李莉对中国“瓷都”景德镇历史与当代发展的长期学术关注。她的研究脉络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并在博士后期间持续推进。30年来，方李莉始终扎根景德镇，开展系统的历史与民族志调查，深入探讨城市的历史传承、文化保护、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因此，这两卷本著作不仅集中体现了她整个学术生涯的思想轨迹，更凝聚了她30年的实证研究成果，建立在她已发表的200余篇学术论文和10部专著的基础之上。

▲ 图2 舂石（来源：《景德镇民窑千年变迁史》）

以下内容既源于笔者阅读这两卷著作的体会，也来自笔者与方李莉及其研究团队长期的交流与对话。希望借此帮助读者更全面地理解她的研究，并将这部两卷本著作置于她更广阔的学术体系中加以审视。

这两卷本分别聚焦于景德镇千年历史变迁的不同方面。《景德镇民窑千年变迁史 上卷·世界瓷业中心的形成与发展》强调历史，探讨地方与全球之间的互动，讲述景德镇在早期现代作为全球瓷器贸易中心的发展历程。《景德镇民窑千年变迁史 下卷·工匠知识及其文化的建构与变迁》则聚焦于“物—瓷”本身，考察瓷器与地方社区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与城市的当下和未来紧密相连，从而回归到器物、人与地方之间更微观和个体化的叙事。正如方李莉所言，上卷可以看作是一个长镜头；下卷的前两部分更像是中景与近景的微观研究，第三部分则如同显微镜下的特写，是一次横截面式的深入剖析，仿佛对“活体组织”的精细观察。

▲ 图3 晾制瓷胎（来源：《景德镇民窑千年变迁史》）

方李莉在中国人类学、艺术学与遗产研究领域久负盛名。作为“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创始人，她在理论和方法层面都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与多数学者不同，她的影响并不止步于书斋；她的研究成果不只影响了政策制定，更重塑了公众对景德镇历史价值的认知——景德镇不仅是早期全球化进程的见证，也是时代创造力的鲜活样本，并可能为中国未来转型提供参照路径。正因如此，她的工作回应了国际学界的核心关切，将中国的经验与思想引入全球学术与政策对话的前沿。这两卷本著作及其系列研究，为遗产学、艺术学与人类学的中外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具启发的方向指引，而以下几个特点尤其值得重视。

本书系统回应并延展了中西人类学、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的多重理论，尤其对中国社会学巨擘费孝通思想的创造性继承与拓展最为显著。这一特色不仅彰显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传统在全球文化、全球化与遗产研究领域的持续生命力，也展现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遗产观、艺术观与人类学观，可为当前全球经济、政治与生态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这点后文还将进一步阐述。

正如上卷所强调，全书的核心主题之一是“地方”与“全球”的交织。方李莉聚焦于全球化浪潮和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张力与互动，揭示景德镇这一具体场域的经验如何与更广阔的全球尺度的社会文化变迁相互连接。她特别指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地方知识”，本身就是对全球化力量的回应；换句话说，当前正在生成的地方知识，已是一种“被全球化的地方知识”。传统并未消失，而是被拉伸和改写——从本土延展到全球，从过去延续到当下，甚至面向未来。因此，她将本书的最大意义归结为一声提醒：历史并未终结。

▲ 图4 修坯挖足（来源：《景德镇民窑千年变迁史》）

该书同时推进并深化了“文明比较”的视角。方李莉提出，景德镇的当代文化可被视为“后农业文明”的一个样本，并试图将这一个案纳入人类学对“复杂文明社会”的长期关注之中。通过与“后工业文明”的既有论述展开对话，这一视角不仅深化了社会—文化类型学的经典讨论，也为文明人类学研究注入了来自中国经验的鲜活素材。

方李莉对“景德镇民窑”的研究，与费孝通的经典著作《江村经济》有着相同的出发点，即将中国这一文明社会置于人类学的聚光灯下。然而，研究对象的不同构成了两者的根本差异：费孝通关注的是“乡土中国”的村落共同体，而方李莉则聚焦于一座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传统手工业城市——研究对象不再是“部落”或“乡村”，而是“城市”。在城市研究相对薄弱的人类学领域，这一选择不仅具有挑战性，且独具特色。由此，著作凸显了人类学、历史学和艺术学之间的互补与融合，为跨学科整合提供了可操作的范式。

方李莉的论述围绕三个核心要点展开。第一，她指出社会已从资本驱动型经济转向知识经济，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的概念因此获得新的现实意义。在这一视角下，景德镇的制瓷资源不仅仅是自然资源，更包括其历史文化遗产和匠人技艺传统，其中许多如今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这份“遗产”已转化为孕育新生活的资源，支撑了她“从遗产到资源”的理论命题。

在这个意义上，这部著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有力的重新阐释。方李莉提出，应将“非遗”视为“从遗产到资源”的转化过程；在这一视角下，文化遗产可以更广泛地理解为文化资源。这一再概念化不仅重塑了“遗产”的学术内涵，也为评估其在当代的价值及其“滋养未来”（ Resourcing the Future）的角色提供了全新理论框架。无论在中国还是全球，当重新审视传统与非遗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位置时，这些观点都具有重要启示。

第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和社会重构。景德镇之所以能够吸引全球艺术家和美术院校毕业生，正是因为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技艺传统。在全球资源重新分配和人口迁移的浪潮中，方李莉指出，景德镇已经超越了地方城市的身份，成为国际化都市。她的田野材料显示，城市的国际维度不断增强，本土文化、价值观以及作为世界瓷业中心的历史也被重新激活和提升。

第三，方李莉强调，我们正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其文化冲击不亚于前三次。景德镇手工艺的复兴不仅关乎传统，还与新技术、新价值观和新的生活方式紧密相关。尤其是电商的兴起，为瓷器开辟了数字化销售渠道，使它走向全球。她认为，景德镇陶瓷手工业的复兴同时具备后工业和后农业社会的双重特征，这一论断是她论述中最独特且关键的部分，也为国际比较社会研究带来原创贡献。

▲ 图5 画瓷（来源：《景德镇民窑千年变迁史》）

上述观点引出了方李莉强调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活历史”。这一理念贯穿全书，成为研究的核心。值得一提的是，她所记录的社会—物质关系不仅随时间变化，更作为历史的产物深深嵌入历史之中。她借用费孝通“三维一刻”的说法，以及费孝通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所言“以遥远过去的考古遗迹和最早记载为起点，推向后世；同样，也可以将现状作为活的历史，追溯过去”，来构建自己对“活历史”及其与艺术实践、遗产关系的理解。正是遗产作为“活历史”的观念，使过去的生活方式能够为更具可持续性的未来提供借鉴。方李莉关于景德镇共享瓷文化如何联结不同族群和社会群体的讨论，也为当下及未来“如何更好地共同生活”提供了历史范例。某些遗产文化或许可以作为基础，帮助我们想象并推动当下与未来更加友善共生的文化。这些思考为遗产研究带来了新的议题，拓展了研究路径，推动了跨学科对话，并贡献了新的概念与方法。

这也把我们引向本书的另一重要主题，遗产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早在21世纪10年代初，当笔者为后来成为“遗产未来”合作研究计划制定框架和问题时，就注意到方李莉关于景德镇的研究。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她始终强调遗产不仅关乎过去和现在，更滋养未来。“遗产资源的活化利用”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源头，这一主线深刻影响了我们在该项目及笔者个人研究中展开的诸多设想。因此，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各地的学者、传承人或政策制定者，在思考遗产在现代社会及当前生态危机下的未来角色时，都可从这部著作获得重要启示。

笔者认为，方李莉的专著为国际人类学界的遗产与艺术研究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笔者愿再提炼她论述中的两项鲜明特质，以重申并强化其对国际学界的经验和理论普遍意义。

一方面，她坚持研究社会—物质关系过程。批判遗产研究虽然成功开辟了学术阵地，但常被批评过于聚焦遗产话语，未能充分论述“物”在当代人—非人、遗产对象、场所与实践交织的复杂关系中的作用。国际遗产研究倾向于关注表征政治；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期偏重“有形”遗产，所以转而强调“无形”遗产；将遗产包装为“体验”；在展示与阐释中日益依赖虚拟媒介，以及将遗产视为治理装置。这些取向叠加，使学者逐渐淡忘了遗产的情感和物质属性。

方李莉则向我们展示，器物是在“人—非人”之间、随时间推移而变动的复杂过程中被建构的。她揭示这些过程由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技术、环境与贸易等多重系统共同中介，构成她所称的“瓷文化丛”。这一文化丛并非静态，而是动态系统：环境、栖居、市场与社会条件的任何变化，都会引发文化丛的相应调整。方李莉在莱斯利·怀特等学者关于文化系统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自然资源、环境乃至原料本身，都是赋予该系统生成性和动态性的关键变量。这一洞见对艺术人类学和遗产研究在其他语境中的拓展具有深远启示。

另一方面鲜明而重要的特质，在于她洞见历史分析与民族志本身即“述行”——既是记录，也是创生，能够开启新的未来。她将瓷文化的“造”与植物的“长”并置，有意模糊“制造”与“生长”的边界。她并不把瓷文化仅仅视为产出器物、供艺术史或人类学剖析的场域，而是倡导通过瓷器制作去思考：活生生的匠人与活跃的材料在成形过程中持续互动、互“应”，并与诸多偶发场域交织。由此，她凸显“造—思—记”的互联，表明历史民族志亦是一门手艺，足以参与新未来的生产。

最后，该书还探讨了“景德镇—中国—世界”的联结。当这座瓷都作为世界遗产地重归全球艺术生产与贸易枢纽之际，回望其对世界史和世界文化的贡献尤为重要。那些在西欧贵族艺术史中被奉为经典的瓷器造型与瓷文化，其原乡正是中国，更确切地说，是景德镇。方李莉以宏阔的视角，将中国如何形塑现代世界的历程写入早期全球化史，为国际学界补上了关键章节。因此，这部著作不仅帮助读者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更将中国经验嵌入全球比较的坐标体系中。

▲ 图6 束草装桶（来源：《景德镇民窑千年变迁史》）

读完整部著作，最深的感受是迫切希望以方李莉的研究为基础，推动更多中外及跨学科的合作。如今，随着高效的人工智能文本翻译工具日益普及，这类原本对非中文读者而言几乎无法阅读的中文出版物，正逐渐向全球研究者敞开大门。这部著作不仅充分证明了合作的价值，也为未来不同领域的学者勾勒出多条崭新而重要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