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天，北京怀仁堂，一千多名开国将帅站在聚光灯下接受授衔。
但有一位将军不在场——他本该是那场授衔中最有资格坐到大将席位上的元勋之一，最终却被定格在了上将的行列里。
这个人就是周士第。
南昌起义时他是堂堂25师师长，那时萧克是连长，许光达是排长，粟裕是警卫班班长。
将近三十年后授衔时，这些当年职务远不及他的人，有的成了大将，有的成了元帅，而他却只是上将。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切都要从1927年三河坝那片焦土说起。
1900年9月9日，周士第出生在广东乐会县新昌村一个农民家庭。
七岁上私塾，十一岁进高等小学，十四岁考入琼崖中学。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暴刮到海南岛时，琼崖中学等七所学校成立了琼崖十三属学生联合会，十九岁的周士第被推选为干事，跟着王文明、杨善集等人走街串巷、振臂高呼。
那时候的周士第，瘦高个，目光锐利，跟人争论起来嗓门不小。
但你若以为他只是个一腔热血的青年学生，那就错了——1922年，他只身赴广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琼崖评论社”。
1924年，他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成了蒋先云、陈赓、左权等人的同学。
这一年十二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那一刻起，这个海南岛上的农家子弟，正式走上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道路。
从铁甲车队到北伐铁军，他比大多数人早了不止一步。
黄埔毕业后，周士第被分配去参与组建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
这支铁甲车队可不简单——它装备着从英国购进的装甲汽车和铁路装甲车，是当时广东革命政府手里最现代化的武装力量。
铁甲车轰隆隆开过广州街头的时候，老百姓都趴窗户看新鲜。
周恩来对这支部队格外重视，把它看作是党掌握的第一支武装。
1925年十一月，周恩来以铁甲车队为基础，在肇庆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这就是后来威震天下的叶挺独立团。
周士第被任命为第一营营长。
北伐打响后，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遣队第一个冲进湖南。
1926年六月，安仁首战告捷，周士第协助叶挺一举稳定了整个湘南战局。
到了八月，攻打汀泗桥、贺胜桥两大战役，吴佩孚的军队据险死守，汀泗桥三面环水，唯一通路是一座铁路桥，敌人在桥头架起机枪阵地，子弹像泼水一样扫过来。
叶挺独立团顶着弹雨发起冲锋，周士第指挥部队从侧翼迂回，硬是在正面强攻的同时找到了突破口。
当时周士第已升任独立团参谋长，指挥的位置就在火线后方不过几十米的地方，炮弹落在他周围炸开一个又一个坑，泥土和弹片从他头顶呼啸而过，他蹲在掩体后面，眼睛始终盯着战场的每一个动向，嘴里不断给各营下达命令，声音被炮声吞掉就喊，嗓子喊哑了就打手势。
两天激战，号称“不败”的吴佩孚精锐被打得溃不成军。
战后，叶挺独立团因为打得太猛，被老百姓叫做“铁军”。
十月，周士第接任代理团长，不久转为团长。
这一年多里，周士第从一个刚出军校的年轻人，成长为北伐战场上最耀眼的战将之一。
叶挺对他极为倚重，打仗时常常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士第在哪”。
那时候的周士第才二十六岁，已经是指挥数千人的团长。
要知道，在后来的开国将帅里，比他在北伐时期职务高的没几个。
蒋介石听说叶挺独立团的战绩后，也多次派人来拉拢周士第，说只要他脱离共产党，可以给他更高的职位。
周士第理都没理。
他认定了跟着共产党走，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
南昌城头的抉择。
1927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同年七月，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当时周士第的部队驻扎在九江马回岭，他的团长职务已被正式任命。
起义前夕，周恩来派人秘密找到周士第，传达了党组织的决定。
但此时国民党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已经察觉到了异动，他找到周士第，明里暗里施加压力，要他把部队拉到张发奎那边去。
李汉魂跟周士第谈了几次，软硬兼施，先是说“你前程远大，别跟着共产党走绝路”，见周士第不为所动，又威胁说“不听命令就军法从事”。
周士第表面上不动声色，背地里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
八月一日凌晨，南昌城里枪声大作。
远在九江的周士第听到消息后，立即下令部队集合。
他把七十三团全部拉了出来，不顾张发奎部的阻拦，强行向南昌进发。
沿途的国民党部队试图拦截，周士第命令部队枪上膛、刺刀出鞘，一路急行军冲破封锁线，终于在八月一日下午赶到了南昌城。
周恩来见到他的时候，握住他的手只说了一句话：“士第同志，你来了，我们的力量又增加了。”
到达南昌后，周士第的部队被编为起义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由他担任师长。
这一年的周士第，二十七岁。
你能想象吗？二十七岁，已经是一师之长，麾下数千人，而今天很多人在这个年纪还在为第一份工作发愁。
这就是革命年代的残酷加速度——不是因为你有多幸运，而是因为太多人倒下了，活下来的人不得不扛起更重的担子。
三河坝，三千人对两万人的绝唱。
南昌起义胜利后，敌人很快调集重兵反扑。
起义部队决定撤出南昌，南下广东建立根据地。
九月，部队进入广东大埔县境。
九月二十日，前委做出了一个决定：周恩来、贺龙、叶挺率领主力向潮汕进发；朱德率领第九军教导团和第二十五师约三千多人，留守三河坝，掩护主力南下。
三河坝这个地方，地理上极为险要——梅江、汀江、韩江三条河流在这里交汇，三面环水，只有北面一座笔枝尾山可以居高临下。
在这里打阻击战，等于把自己背靠绝壁、三面临水，一旦被包围，连撤退的路都没有。
但正因为如此，才能把敌人死死拖住。
周士第和朱德一起勘察了地形后，把主力部署在笔枝尾山上，利用山势构建了层层防线。
十月一日，国民党钱大钧部两万余人杀到了三河坝。
三千对两万，七倍的兵力差距。
更糟糕的是，敌人不仅有兵力优势，武器装备也远远超过起义军——他们有重炮、有机枪、有充足的弹药，而起义军这边，子弹打一颗少一颗，机枪的枪管打到发红都没法换。
战斗打响后，敌人利用人数优势，从韩江西、南、北三个方向同时发起猛攻，试图一口吃掉这三千人。
朱德、周士第、李硕勋在火线上的临时指挥所里，通过望远镜观察战场，敌人的炮弹就落在他们周围几十米的地方，震得指挥所的顶棚不断掉土。
周士第三天三夜几乎没有合眼，眼窝深陷下去，嗓子完全嘶哑了，但他始终没有从火线上退下来一步。
每一轮敌人的冲锋被打退后，他就抓紧那几分钟的时间检查阵地、调整部署、清点弹药，然后再迎接下一轮攻击。
三天激战下来，起义军伤亡达到了九百多人。
敌人还在源源不断地增援，而二十五师的弹药已所剩无几。
十月三日傍晚，朱德在火线上召集周士第和李硕勋紧急开会，分析了战况后，做出了一个痛苦但必须的抉择：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必须撤退。
但撤退需要时间，需要有人留下来当“断后者”。
最后决定，留下七十五团第三营两百多人，由营长蔡晴川率领，在笔枝尾山上继续阻击，掩护大部队转移。
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清楚——这两百多人几乎不可能活着回来。
但没有人犹豫。
第三营的官兵们与朱德、周士第、李硕勋一一握手告别，然后转身走向了阵地。
十月四日凌晨，敌人再次发起总攻，蔡晴川营长率领两百多勇士死守阵地，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拼断了就用石头，最后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几十年后，萧克上将回忆起三河坝战役，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有三河坝战役，就没有井冈山会师。”
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
三河坝战斗结束后，二十五师只剩下八百多人，士气低迷到了极点。
更糟糕的是，部队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下一步往哪里走，谁也不知道。
周士第面临着一个极其艰难的处境。
经过党委会研究，决定派他和党代表李硕勋分头去香港和上海，向上级汇报情况，请示下一步行动方向。
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决定——部队需要上级的指示，需要明确的方向。
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离开部队就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周士第出发前，做了一件后来影响他一生的事情。
他知道去香港的路上国民党设了重重关卡，搜身极严。
他把联络办法和暗号写在一块手绢上，然后用这块手绢擤鼻涕、吐痰，把它弄得又脏又臭。
过封锁线时，搜身的士兵摸到这块脏兮兮的手绢，皱着眉头看了一眼就扔回去了——谁愿意仔细翻一块恶心的脏手绢呢？就这样，他靠着这块“脏手绢”顺利通过了多道封锁线。
抵达香港后，周士第很快找到了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和聂荣臻。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谁也没有预料到。
李立三为了招待他，点了一桌子菜，还拆了一盒“绿炮台”香烟。
周士第看着满桌子的饭菜，看着那一支香烟，坐在那里一口也吃不下去。
他来香港的路上，沿途看到了太多南昌起义失败后流落到香港的士兵和伤员，很多人衣衫褴褛，有些人身上还带着枪伤，伤口已经化脓了，但他们依然挣扎着站起来给他敬礼，叫一声“师长”。
周士第对李立三说，你请我抽的这支烟，够我在大街上看见的两个伤病员吃一顿饭；你请我吃的这一顿饭，够一百个伤兵吃一顿饭。
我吃不下去，那些人没吃没喝在香港街头流浪呢。
这是一个真正带兵的将领才会有的反应——他的兵在外面受苦，他怎么可能安心坐下来吃好的？
然而，命运对周士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就在他汇报完工作准备返回部队的时候，他突然患上了疟疾。
打摆子、发高烧，浑身忽冷忽热，别说长途跋涉，连站都站不稳了。
当时广州起义刚刚失败，国民党特务在香港活动极为猖獗，到处都是抓共产党人的暗探。
医院根本不能住——目标太大了，一查就露馅。
周士第只能躲在一个同乡家里，这个同乡是一个大资本家的厨师，也没有什么钱，但至少能管他一口饭、一个睡觉的地方。
后来，有广东老乡劝他去南洋养病，那边气候暖和，环境也安全一些。
周士第思来想去，觉得眼下确实没有别的路可走，于是拖着病体去了南洋。
在南洋，他遇到了不少共产党员，甚至还有两广区委的一些同志。
革命低潮嘛，大家都四散逃亡，环境太危险了，很多人不得不逃命。
但这一走，就是将近六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日子。
等他病好回国，党组织已经找不到了。
那几年里，周士第在上海、南京、西安、福建等地到处奔波，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
他参加了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一度还当上了陕西省委书记、南方局书记，甚至参与策划过刺杀蒋介石的行动。
1931年夏，周士第在西安被捕。
宋庆龄得知蒋介石要处决第三党要犯的消息，两次从上海专程赶到南京交涉，因为周士第是黄埔一期的身份，营救的过程格外波折。
最终在宋庆龄的亲自营救下，周士第才得以获释。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周士第又担任了上海抗日义勇军队长，带着队伍在淞沪前线跟日军打仗。
1933年，福建事变爆发，周士第又跑到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去当了师参谋处处长、团长。
他多次向蔡廷锴建议联络红军、反蒋抗日，甚至还奉命到中央苏区边境去接潘汉年、张云逸等人到福州与十九路军洽谈合作。
可以看得出来，这六年里周士第虽然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的心始终没有变过——他一直在做着反蒋抗日的事情。
千辛万苦回到苏区。
1933年底，福建事变失败后，周士第的部队被打散了。
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敬佩的决定——独自一个人跑到中央苏区去投奔红军。
更令人动容的是，他把随身携带的一千元钱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1933年，一千元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按照当时的购买力，足够一个普通家庭几年的开销。
周士第没有犹豫，他把钱全部拿出来，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这些年来虽然脱队，但心一直没有变。
到苏区后，他被分配到红军大学当军事教员。
但此时他的党籍还没有恢复，从1927年底离开部队到1933年底回到苏区，中间有整整六年的时间与组织失去联系。
这六年里，他做了很多事，但也确实离开了部队。
根据当时的规定，他的党籍需要重新确认，不能自动恢复。
后来，一直到1935年长征到达陕北后，由罗贵波和董必武介绍，周士第才重新入党。
他的党龄从1935年重新算起——这意味着他1924年入党的那十一年党龄，实际上被中断了。
这对他后来的授衔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长征路上的低调回归。
1934年十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开始了长征。
周士第被编入军委干部团，在上干队担任指挥科科长。
干部团的团长是陈赓，政委是宋任穷。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安排——陈赓是黄埔一期毕业的，周士第也是黄埔一期毕业的，两个人是老同学。
但在红军队伍里，周士第这个南昌起义时的师长，此时只能当一个小小的科长。
这种落差，搁谁身上都不好受。
但你从周士第后来的表现来看，他没有一句抱怨。
他认认真真地当他的科长，带着上干队的学员们在长征路上行军、打仗、学军事理论。
当时的干部团是红军的总预备队，专门在最关键的时候使用。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干部团都冲在最前面。
周士第虽然没有直接指挥大部队作战的机会，但他在长征路上的表现依然可圈可点。
他用行动证明了一件事：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你当多大的官，而在于你能不能在任何位置上把事情干好。
到达陕北后，周士第终于得到了重新施展拳脚的机会。
他先后担任了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
1935年直罗镇战役和1936年东征战役，他都参与了指挥。
这时候的周士第，又回到了他熟悉的岗位上——运筹帷幄、调兵遣将。
抗战烽火再显身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周士第被任命为120师参谋长，成为贺龙的左膀右臂。
120师开赴晋西北后，在雁门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周士第协助贺龙制定了一个又一个作战计划。
1939年，他转战冀中，参与指挥了齐会战斗、陈庄战斗、黄土岭战斗。
其中黄土岭战斗尤为精彩——正是在这场战斗中，日军号称“名将之花”的中将阿部规秀被八路军炮火击中毙命，这是整个抗战期间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将领。
周士第虽然没有直接指挥黄土岭战斗的全过程，但他作为参谋长，参与了整个战役的筹划和部署，为战斗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1940年秋，周士第参加了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多次“扫荡”。
同年十一月，他兼任了晋西北军区参谋长。
1942年一月，贺龙和关向应离开晋西北去延安开会，周士第主持了整个晋绥军区的工作。
这是他自南昌起义后第一次独立主持大区域军事工作，距离他离开部队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五年。
他把这份责任扛在了肩上。
田家会战斗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1942年五月十四日，日军村川大队纠集了六百多名日军和一百多名伪军，以远距离奔袭的战术向兴县地区进犯，企图攻击八路军晋西北军区的领导机关。
敌人的这支部队自诩“游击战专家”，带队的大佐村川号称“晋西北通”，气焰十分嚣张。
周士第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后，迅速调集了716团、工卫旅、决死二纵队、兴县游击队等多支部队参与作战。
他没有急于正面硬碰硬，而是采用诱敌深入、中途袭扰、重兵围歼的策略。
经过一路周旋、设伏、追击，最终在兴县田家会村一带将敌人团团包围。
五月十九日黄昏，周士第指挥主力部队向敌人发起总攻，激战两小时，敌军大部被歼。
次日拂晓，剩下的百余名残敌在溃逃途中又遭到八路军侦察连和岚县游击大队的截击，仅有极少数残敌逃回据点。
这场战斗历时七天七夜，共歼灭日伪军七百余人，俘敌四十余人。
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非常高兴，专门发电报表示祝贺。
1942年十月，根据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周士第还提出了组织武工队的主张，武工队在主力部队和群众的配合下，挤掉了敌据点一百四十多个，摧毁日伪政权八百多个，收复了三千多个村庄。
解放战场上的最后一搏。
解放战争初期，周士第被任命为晋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了晋北战役。
这是他自南昌起义以来第一次真正独立指挥大规模作战。
1948年五月，他担任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协助徐向前指挥了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
太原战役打得异常惨烈，阎锡山在太原经营了几十年，修筑了密密麻麻的碉堡群，号称“攻不破的堡垒”。
周士第协助徐向前制定了周密的攻城计划，在攻坚战中采用了步炮协同、坑道爆破等多种战术，最终攻克了太原城。
太原解放后，阎锡山经营多年的反动统治彻底土崩瓦解。
1949年五月，周士第接任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向西北进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参与指挥了扶郿战役和秦岭战役。
接着，他带着部队一路南下，连续解放了汉中、广元、剑阁、江油、绵阳等四十多座县城。
从西北一路打到西南，从彭德怀麾下打到解放大西南的战场，周士第用一场又一场的胜仗证明了自己依然是一个出色的战将。
新中国成立后，周士第出任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
他从零开始，在极短的时间内抓起了防空军的训练和建设，使这支部队迅速形成了战斗力。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防空军入朝参战，与美空军交手一万零三十八次，击落美机四百一十三架，击伤一千五百五十九架，有力地掩护了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
这些数字背后，是周士第和他的防空军将士们在战火中的每一天、每一夜。
授衔时刻的遗憾与坦然。
1955年秋季，我军举行第一次大授衔。
当一千多名将帅的名字公布出来后，许多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周士第为什么只是上将？
按照他在南昌起义时的师长身份，比许多元帅和大将的起点都高。
要知道，南昌起义时林彪才是连长，陈毅是团级干部，粟裕是警卫班班长，而周士第已经是堂堂正正的师长。
论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他做到了红二方面军参谋长；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最高职务，他做到了120师参谋长；论解放战争时期的最高职务，他做到了兵团司令员。
按照1955年授衔的三个主要标准——资历、职务、战功，周士第无论如何都够得上大将的资格。
但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加减法。
1955年授衔不仅仅看资历和战功，还要看一个重要的因素——历史表现。
周士第在三河坝战斗失利后脱队将近六年的经历，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虽然他是奉命向上级汇报工作才离开部队的，虽然他是因患疟疾被迫去南洋养病才与组织失去联系的，虽然他在脱队期间始终坚持反蒋立场、最终辗转回到了苏区，但在这六年的时间里，他确实离开了部队，确实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确实在第三党中担任过职务。
这些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更重要的是，他的党籍在1935年长征到达陕北后才恢复，这意味着他1924年入党后实际上有长达十一年的时间党龄被中断了。
在1955年授衔这样的历史节点上，这些因素被综合考量后，周士第最终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对于这个结果，周士第没有抱怨过一句。
他比谁都清楚，革命不是做买卖，不能算投入产出比。
如果每个人都斤斤计较自己付出了多少、应该得到多少回报，那这支队伍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走到今天。
南昌起义时他是师长，那是因为当时的人才太少了，很多人牺牲了，他活下来了，仅此而已。
后来有人问他，当年和你一起参加南昌起义的人，很多后来职务都超过了你，你心里有没有不平衡？周士第只是笑笑，什么都没说。
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晚年在回忆往事时，最常念叨的不是自己当过什么官、打过什么仗，而是那些在三河坝牺牲的战友们。
他总说，比起他们，我已经多活了这么多年，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平淡晚年的另一种圆满。
周士第的晚年相对平淡。
1959年以后，他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再担任实职工作。
他身经百战，身上留下了不少伤病，加上常年操劳，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
但他并不因此消沉，在家读书、看报、回忆历史，偶尔有老战友来访，就一起聊聊往事。
他的长子周坚在七十年代迎娶了肖华上将的二女儿肖霜，两位老战友成了亲家。
他的女儿周博雅后来嫁给了开国少将彭富九。
子女们各自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周士第这个做父亲的，看着孩子们健康成长，心里是踏实的。
1979年6月30日，周士第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九岁。
毛泽东在世时曾经称赞他“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坚定性”。
这句话分量极重。
毛泽东一生极少这样夸人，能得到他如此评价的，足见周士第在革命阵营中的分量。
虽然他最终只授了上将，但他的坚定和忠诚，是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
回望周士第的一生，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悖论：他的起点极高——铁甲车队队长、叶挺独立团团长、南昌起义师长，随便拿一个出来都够普通人吹一辈子。
但命运偏偏在他最辉煌的时刻给了他一记重击，让他走了将近六年的弯路。
等他重新归队的时候，当年那些职务远不及他的人，已经走到了他的前面。
但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从红军大学的教员做起，一步一个脚印，重新打拼出了一片天地。
这就是周士第。
他用一生告诉我们：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你曾经站在多高的地方，而在于跌入低谷之后，你还能不能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原创文章，作者：林诗雨，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m.gaochengzhenxuan.com/news/1852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