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墨为证，敬岁月峥嵘！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喜迎建院七十周年之际，我们诚邀离退休职工、在职同仁与青年医务工作者，以笔为媒、以文为忆。或许是一段见证医院变迁的亲身经历，或许是一次攻坚克难的医者担当，或许是薪火相传的师者箴言，或许是青春逐梦的从医感悟---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奋斗故事、融在坚守中的医者情怀、映在发展中的佑安精神，都值得被郑重记录、深情讴歌。
康沛：佑安医院是我家是一座岛
我叫康沛，今年83岁了。
人这一生，会走过很多地方。但佑安医院于我，不是“走过”——它是我的家，是一座岛。
1962年，我18岁，从护士学校毕业，背着行囊来到佑安，当时叫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报到那天，人事科的老师给我打预防针：“医院刚起步，条件艰苦，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我点点头。父亲是医生，从小看着他为病人奔忙，那种救死扶伤的信念，像种子一样已经埋在我心里。
多年后有人问我，年轻时是怎么想的。我说，我把佑安医院比作“情岛”——情感的“情”，岛屿的“岛”。而我，就是那条小船。这一生，只想围着它转，不曾想过离开。围着围着，就是41年。
有些事，一辈子也忘不掉。
22岁那年，我守着一个麻疹肺炎的患儿。孩子很小，躺在氧气帐里，奄奄一息，小胸脯费劲地一起一伏。我守在旁边，心里明白，这孩子怕是难救回来了。就在那时，病房门被撞开，一个男人直挺挺跪在我面前，攥着我的白大褂下摆，哭喊着：“大夫，你救救我的孩子！”
那一声喊，像烙铁一样印在我心里。我还没结婚，没有孩子，可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父母之心。从那时起我坚信，做护士，技术是根本，但同情心和理解心，是命。
1983年，医院组建产科，我担任护士长，从此一头扎进了乙肝母婴阻断的研究。那是国内几乎空白的领域，乙肝母婴传播率高达90%。那些孩子和家庭，承受着外人难以想象的歧视。记得有位产妇，抱着刚出生的孩子，眼神躲闪，不敢让亲戚邻居看见。我看着她，心里难受极了。
想做点什么，就得有病例资料。那时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我就骑着车，顶着腊月的寒风，跑遍北京四家医院，一家家讨教样本，抄录病历。有了数据，才能说服别人；有了证据，才能救更多的人。
科研最难的环节，是给孩子采血。新生儿胳膊细，血管难找，一针扎不准，家属抱着孩子就走，病例就失访了。失访率一高，几年的努力就白费了。为了提高一针见血的技术，我反复练，拿自己的手练，我甚至想过：如果能把我的血管换给病人，让他们少受点罪，那该多好。正是凭着这股劲，我主持的课题失访率控制在2%以下。那一个个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我跑遍北京郊区的脚印，是无数个周末不能休息的日子。有一次去延庆追踪病例。到了地方才得知孩子跟姥姥住在几十里外的村里。我一个人搭着摩托车颠簸到村里，抽完血，天色已暗。赶到长途车站时，车站人满为患，家属心好，跟司机求了半天，才把我从司机座的门缝里塞了进去。一路站到德胜门，下车后，街上空荡荡的，我只好往南走，从北城一直走，脚磨出了泡，走到后来实在走不动了，坐在马路牙子上掉眼泪。
1988年，我投身全市乙肝疫苗应用研究攻关，撰写论文发表于《中华护理杂志》。1995年，母婴阻断系列研究荣获中华护理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1997年，我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成为当时唯一位获此殊荣的临床护士。
可就在最忙的时候，我病倒了---乳腺癌。
病床上，摆满了同事、学生送来的鲜花。连外科大夫都感慨：没见过这么多人惦记一个病人。那份温暖，我记到今天。手术康复后，我休息了三个月，又回医院了。有人劝我多歇歇，我说歇不住——还有一批孩子要追踪，我想知道母婴阻断的效果能持续多久。就这样，又干了十几年。如今，母婴阻断事业，早已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孕妇学校温暖人心，线上咨询24小时守护，佑安妇产人用专业与仁爱，为万千家庭驱散乙肝阴影。
佑安医院七十岁了。今天回来，我特意早来了一会儿，想在院里走走，去看看老院长的雕塑，那个留美归来、每晚都要到病房巡视的老人。他去世那天，我正在进修，赶去参加遗体告别，车门一开，我跪在地上，眼泪止不住的流。
医院里的那片银杏树，如今已长成三四层楼的参天大树，当年我来的时候它只有两米高。每次路过，我都要数一数。这是我62年的家，我一辈子的岛。
【个人介绍】
康沛，女，1943年2月出生，北京佑安医院产科原护士长、主任护师，1962年毕业于北京妇幼卫生学校保育护士专业，多次参加专业进修学习,1983年完成北京卫生干部进修学院高护班学业。从业期间，曾担任中华护理学会妇产专业委员会委员、《当代护士》杂志特约编辑等职。1995年10月，母婴阻断系列研究荣获中华护理学会第二届护理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997年12月被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2003年2月光荣退休，同年受聘为北京市丰台区医学会医疗技术鉴定专家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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