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 胡伯辰 | 星曜江南六千载 常州金坛三星村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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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考古发掘现场（三星村遗址联合考古队 供图）

在中国，有许多与“星”有关的遗址，如内蒙古赤峰三星他拉、四川广汉三星堆、新疆焉耆七个星佛寺遗址等。这些名字或源于地形特点，或源于民族文化交融。位于今常州金坛朱林镇的三星村遗址中的“三星”源自一个世代相传的古老传说。据传该村旧称“王李村”，后因村北有三块巨石矗立于田间，时人认为这是天星陨落以庇佑村庄，故更名为三星村，沿用至今。

三星村遗址是太湖西部一处重要的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泽文化时期的聚落，也是长江下游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极具代表性的遗址，距今6500—5500年。遗址于1985年春季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由徐永年先生发现，初步认为是新石器时代一处较重要的遗址。1993—1998年、2022年至今先后历经两个阶段的田野考古工作，清理出一大批新石器时代的墓葬、灰坑和房址，出土大量陶、石、玉、骨角器和保存状况较好的人骨。

石钺组合

历次田野考古

1993—1998年，南京博物院联合金坛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三星村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工作。发掘主要集中在遗址东区，即现在的墓葬区。考古队在东区布设5米×5米探方共21个，发掘总面积525平方米，共清理墓葬1001座、房址4座、灰坑55座，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角牙蚌器等各类文物4000余件。

三星村遗址位置

这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成果丰富，如大批保存较好的人骨填补了江南地区体质人类学研究和古DNA研究的材料空白，为后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众多关键信息。发现目前所见最早的云雷纹、完整的石钺组合、罕见的刻纹骨版等，为文明起源、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提供了诸多实物证据。凭借这些成果，三星村遗址成功入选“199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由于发掘面积的局限，该阶段的田野工作对聚落整体范围和空间布局认识不足。

20 世纪 90 年代的发掘现场

2022年，为配合遗址保护和遗址公园规划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南京博物院、常州市考古研究所和金坛区博物馆组成三星村遗址联合考古队，对遗址及周边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勘探总面积达95万平方米。本次考古勘探明确了遗址分布的四至范围，总面积达35万平方米，发现环壕、居址区、墓葬区、中心土台及手工业作坊区等不同的功能分区，说明当时的三星村先民已具备一定的规划组织能力。

中心土台边缘壕沟局部（三星村遗址联合考古队 供图）

2023年4月开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800平方米，分别在南部墓葬区、中部土台和北部居址区进行，共揭示出新石器时代、商周、宋明清等不同时期遗迹570余处，出土陶、玉、石、铜、骨、蚌、象牙器等遗物1000余件。本次发掘明确了墓葬区由早到晚从居址向墓地的功能性转变，初步确定中心土台的东部边界。

遗址出土器物：图① 石钺 图② 七孔石刀 图③ 带把徽号壶 图④ 陶纺轮 图⑤ 陶釜 图⑥ 陶鼎

2023 年遗址航拍（三星村遗址联合考古队 供图）

2024年，联合考古队继续对墓葬区和居住区进行清理，同时对遗址东部环壕进行解剖。本次发掘共清理新石器时代墓葬、房址、灰坑、灰沟、水井等遗迹150余处。居住区边缘存在多层坡状堆积和柱洞痕迹。结合出土遗物分析，发掘者认为这些现象应是当时人们频繁堆筑土台，并于台体之上营建柱洞式房屋，日常生产生活废弃物弃于土台周边的生活方式造成的。通过对东部环壕的解剖，可见先民因地制宜地利用和改造河流、湖泊等自然水域进行聚落空间规划和往来交通的景象。中心土台边缘发现少量墓葬，这些墓葬无论是头向还是随葬品规格都与墓葬区墓葬存在差异，暗示了三星村可能存在不同的人群。

2025年主要对西部环壕进行解剖，同步清理墓葬区、居址区和中心土台。本年度共清理各时期遗迹350余处，出土陶、石、玉、骨、蚌器500余件。在发掘区东南部发现红烧土带，基本明确公共墓地的南部边界。进一步确定中心土台的西侧和北侧边界并发现明显人工修整土台的痕迹，同时在土台顶部发现大型排房建筑。大致了解西侧环壕边缘范围及年代、成因。

遗址近年来出土的玉石器 ：图①② 玉玦 图③④ 玉璜 图⑤ 石斧 图⑥⑦ 玉串饰

（三星村遗址联合考古队 供图）

相较于第一阶段的考古工作，2022—2025年的第二阶段发掘从一开始就整合了体质人类学、古DNA分析、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稳定同位素分析、年代学和数字化考古等多个领域的专家与技术，旨在对遗址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综合研究。同时以聚落考古理念为基础，把三星村遗址放到聚落变迁、人地关系的时空框架下，充分考虑遗址内的空间利用和功能区划分，逐步明确了三星村遗址聚落范围、各功能区边界及成因，对人群生活方式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文化性质

关于三星村遗址的文化性质，自其发现之日起就引发学界广泛讨论。徐永年先生发现三星村遗址后，在其发表的考古通讯中将随葬品分为两组：一组以釜为代表，属于马家浜文化晚期遗存；一组以鼎为代表，与宁镇丘陵北阴阳营文化近似。第一阶段发掘领队王根富先生等将遗存分为三期，三期遗存连续发展，认为其虽与马家浜文化、北阴阳营文化、龙虬庄文化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自身特点鲜明，可将其命名为“三星村文化类型”。随着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第二阶段发掘领队李默然先生等同样将史前遗存分为三个时期，认为早期受骆驼墩类遗存影响较大，但有其自身特点；在相当于崧泽文化早期的阶段，受到来自西部黄鳝嘴—薛家岗、北阴阳营文化和来自东部崧泽文化多种因素的影响。到了晚期，在典型崧泽文化进入本地区后，遗址迅速衰落并遭到废弃。还有部分学者将三星村遗存直接归入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

三星村遗址文化遗存也见于金坛北渚荡遗址。北渚荡遗址位于金坛城区东北约2.5公里的东村南部，西南距三星村遗址约13公里。1973年秋，镇江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试掘，出土了一批马家浜文化晚期的陶器、石器，其中直颈壶、敛口钵等与三星村遗址同类器形相近。虽然三星村遗址文化遗存丰富且有其自身特点，但仅靠三星村遗址和北渚荡遗址少量发现来支撑三星村文化的命名仍显不足。未来可进一步强化周边区域的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探寻更多与三星村遗址文化面貌相同或相近的遗存，此举将有助于推动三星村类文化遗存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三星村遗址处于茅山山脉东麓，扼守太湖西部“C”形通道的特殊地理位置，东可至长江下游南沿江平原，南可达宜溧山地、杭嘉湖平原西部，西可入宁镇丘陵，其文化内涵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地理区位密不可分。

太湖西部相关遗址

体质人类学研究

三星村遗址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其新石器时代墓葬中保存极为完好的人体骨骼，其数量之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实属罕见。这里之所以能够保存众多完好的人骨，与地层中分布的螺蚬壳密不可分。大量的螺蚬壳使得江南地区的酸性土壤变为弱碱性，这样的土壤大大延缓了骨骼的分解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康信、张君等先生对人骨进行了性别年龄鉴定、形态学观察和测量、股骨测量并估算身高。三星村遗址出土人骨性别男性明显多于女性，个体平均死亡年龄在30岁左右，未成年人和女性壮年期死亡率高，低龄婴幼儿生存能力低下，人群普遍处于低寿命状态。从人骨形态及形态距离多变量分析来看，三星村遗址人骨显示出蒙古人种特征，且与现代东亚人群的遗传关系较为密切。与周邻地区遗址人骨形态不接近，但可能与日本渡来系弥生人有联系，暗示其后代可能在战国和秦汉时期迁徙至黄河中下游甚至日本列岛。墓葬以单人葬为主，依据人骨性别可以发现单人二次葬以男性为主，多人一次合葬以未成年为主，合葬个体之间可能存在密切的亲缘或血缘关系。

M151 人骨标本及随葬品（三星村遗址联合考古队 供图）

M72 与 M75“合葬”（三星村遗址联合考古队 供图）

目前三星村遗址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使我们对其形成全面认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团队2021年以来进行过多次采样，开展大规模古DNA研究，将为揭示东亚南北方人群互动、稻作农业人群遗传结构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提供关键遗传学证据。

生业经济与环境演变

第一阶段发掘中，联合考古队于年代最早的灰坑中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炭化水稻标本，发掘者推测其可能与早期水稻种植有关。此外，三星村遗址还出土了诸多农业工具，例如蚌镰、穿孔石斧、多孔石刀、研磨器等。由此可见，当时的原始农业已具备一定的成熟性。植物遗存还包括采集的成熟水果、菱角、芡实等。从动物遗存中，可以辨识猪、狗、鹿、牛、羊、鸡等不同种属，其中猪可见明显驯化痕迹，另有鱼类、龟、甲鱼等水生动物遗存。这些发现说明当时的三星村先民以原始农业为基础，兼营养殖、渔猎，生活相对富足稳定。胡耀武先生等对遗址中出土的19个人骨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三星村先民以稻作农业为主并辅以渔猎，随着农业进一步发展，渔猎经济比例逐步减少，但先民获取肉食资源的形式仍较原始。这一结果与遗址中发现的动植物遗存及相关生产工具相契合。

遗址周边“圩田”环境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学者对三星村地区古环境演变进行了初步探讨。张强等人通过对三星村遗址JS98T0820南壁剖面取样，进行粒度、氧化物、孢粉、微古、粘土矿物分析。粒度分析结果显示三星村下蜀黄土沉积为河流相沉积。氧化物、孢粉和粘土矿物分析结果均显示，全新世以来，该区在马家浜文化晚期达到最大湿热后，转向干凉至干冷趋势。孢粉分析结果显示全新世以来气候变暖，木本植物迅速生长，蕨类植物减少，到崧泽文化时期蕨类植物又急剧增加，可能与人类农业活动加剧，天然森林遭到破坏有关。

社会结构与思想观念

1985年，苏秉琦先生提出文明起源有“古国—方国—帝国”三阶段，其中“古国时代”表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文明阶段，是国家发展的萌芽阶段，开始存在阶级分化，权力趋于集中，社会组织初步形成。三星村遗址的大墓随葬有石钺、猪下颌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权力集中和阶级分化，且聚落的规划和布局具有明显的组织性，说明远古的三星村在距今6000年前后已初具“古国”形态。

关于三星村古国的认识，陈星灿先生在三星村遗址考古工作现场会上提出三星村遗址所处的阶段正是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社会分化已然初现端倪，而三星村遗址恰是这一时期社会分化极具代表性的生动例证。林留根先生亦认为，三星村遗址蕴含着发达的原始文化与农业文明，正处于长江下游文明从早期发展迈向分化变革的关键节点，对于深入了解长江下游地区古国文明意义非凡。李默然先生在《金坛三星村遗址：江南古国时代的滥觞》一文中以考古发现的动植物遗存、聚落分区布局、墓葬房址形态和众多的渔猎耕作工具为依据，向我们描绘了一幅稻饭羹鱼、人丁兴旺、聚落规划有序、手工业繁荣的江南古国图景。他认为三星村庞大的人口数量、颇具规划的聚落形态、发达的手工业生产、人群的分化、复杂的意识形态说明社会复杂化已经开始，“古国时代”已经在江南拉开帷幕。龙啸等基于早期墓葬相对平等到晚期墓葬出现大石钺、随葬猪下颌、象牙质瑁饰和镦饰等象征权力仪式用品的变化，认为三星村先民已开始出现分化，比较全面地向我们展示了从相对平等的社会向不平等社会的转变过程，在距今5800年前后，进入了考古学上所说的古国时代。张勄先生从考古学视角归纳了古国文明三要素：出现具有“王都”性质的中心聚落、出现具有“王陵”性质的大型墓葬、出现共存的象征“王权”“神权”的礼仪用品。他认为，三星村M38、M636分别对应“男酋”与“女巫”，不具有王陵性质，呈现出王权、神权分立的状态；三星村聚落虽为中心聚落，但并不具备“王都”性质，因此三星村尚不属于古国文明。但是“酋巫分立”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出现，古国文明的基因已经萌芽。

云雷纹陶豆

三星村遗址中发现的云雷纹、枭纹钺镦、刻纹骨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先民的精神生活，其中云雷纹主要发现于M248的一件红衣陶豆的外壁。杨建芳先生在《云雷纹的起源、演变与传播—兼论中国古代南方的蛇崇拜》（《文物》2012年第3期）中提出三星村的云雷纹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云雷纹，其原型是自然界的蛇，是先民因畏蛇而产生的对蛇的崇拜。李默然认为“以明暗对比、均分为4组的云雷纹，可能表达了古人‘四方’和中心的宇宙观念，以及‘阴阳’的二元对立观念”，“刻有枭纹和鳄鱼纹的象牙质瑁饰和钺饰，雕刻精美，可能同样暗含了‘阴阳’二元对立的思想，代表了石钺由实用器向礼仪用器的关键转变”（《金坛三星村遗址：江南古国时代的滥觞》，《光明日报》2024年7月21日）。

刻纹骨版

龙形骨器

版状刻纹骨器，又称刻纹骨版，M636出土4件，十分小巧精美。王鹏先生对刻纹骨版进行拼合，并结合民族志材料认为其是用于记事的“骨契”。李默然则认为刻纹骨版应为冠饰，通常两两拼合楔入冠冕前方使用，其纹饰以同心圆和麻点为主要构图元素，用对称的方式表现鸟的形象，是对鸟的崇拜（《再论金坛三星村遗址出土的刻纹骨版》，《东南文化》2025年第2期）。无论是对鸟、蛇的自然崇拜，还是刻骨记事，都代表着三星村先民在丰衣足食的基础上已经开始注重精神世界的规范化、制度化，并逐渐成为上层阶级进行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

美国著名考古学家蒂莫西·厄尔在《酋长如何掌权：史前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将权力的来源归纳为社会关系、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四个方面。其中社会关系是指人们在共同的社会活动过程中所结成的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各种联系和互动模式。

三星村遗址博物馆效果图

从三星村遗址墓葬形制来看，90%为单人一次葬并头向东北，如此一致的葬制昭示着他们可能属于具有亲缘或血缘关系的同一族群。经济权力是一切来源的基础，稳定的经济形态更便于社会精英阶层对人群的控制。军事权力是暴力手段，也是最直接最原始的权力策略。意识形态要晚于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而产生，是权力合理化和制度化的工具。四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部分大墓如M636、M27，均出现在公共墓地，说明这些“领导者”是从社群内逐渐分化的，并未完全脱离普通民众。他们通过猪下颌、石钺、刻纹骨版等象征经济权力、军权、神权的物品逐步掌握群体内部的话语权。

（作者均为常州市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