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国强丨论袁嘉谷的《移山簃随笔》

论袁嘉谷的《移山簃随笔》[1]

袁嘉谷在经学、史学、文学、书法等领域皆有卓越建树，在近代云南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40余年来，学界对袁嘉谷的诸多著作如《云南大事记》《石屏县志》《滇绎》《卧雪诗话》等展开了整理与研究，进而总结了袁嘉谷的相关思想和观念[2]。不过，作为袁嘉谷学术笔记代表作的《移山簃随笔》，尚未得到学者的关注。本文拟就《移山簃随笔》的成书、内容与价值等进行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袁嘉谷与《移山簃随笔》

自宋以来，学者常采用笔记来发表意见、进行学术批评。笔记之书，文虽简短，然多立论有据，不乏一己之见，为世人所重。清人桂馥就说：“宋之《梦溪笔谈》《容斋五笔》《学林新编》《困学纪闻》，元之《辍耕录》，其说多有根据；即我朝之《日知录》《钝吟杂录》《潜丘札记》，皆能沾溉后学。”[3]现代史家顾颉刚也强调笔记的重要性：“学者当先从笔记下手。笔记者，或长或短，悉如其分，不多衍一字，有简洁之美。其为文可以自抒心得，亦可以记录人言，其态度可以严肃，亦可以诙谐，随意挥洒，有如行云流水，一任天机。此学术界之小品文也。……为笔记既多，以之汇入论文，则论文充实矣，作论文既多，以之灌于著作，则著作不朽矣。”[4]

袁嘉谷治学，亦特重笔记，他说：“读书之法，以记忆通悟为主。所以致此，莫善于笔记。笔记多则记忆强，而通悟广。加以类比，为瓯北（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加以论断，为和仲（明张燧）《千百年眼》；加以精确之考证，为亭林（清顾炎武）《日知录》。即一无所得，亦可及天游书麓。愚甚望有志者之笔记日多也。”[5]袁嘉谷日以读书为乐，所作笔记甚夥，今知者有《四书札记》1卷、《读〈史记〉札记》7卷、《著书楼随笔》若干卷、《金钟山雅谈》2卷、《定香亭笔谈》不分卷、《滇绎》4卷、《移山簃随笔》5卷、《卧雪诗话》8卷诸种。

《移山簃随笔》是袁嘉谷仿王应麟《困学纪闻》、顾炎武《日知录》而作，随得随记，于1929年成书，[6]以书斋“移山簃”[7]命名。其门人陈少铭为之编次，凡5卷：第一卷经之类，第二、三卷史之类，第四卷诸子与文艺之类，第五卷杂类，都380条，“大至学术源流、思想之衍变，小至一语一字、一事一物，以敏锐之眼光，作科学之探讨”[8]，足资考证，是袁嘉谷最重要的著述之一。

袁嘉谷在世时，《移山簃随笔》未能付印。1938年，于乃仁等辑的《袁屏山先生纪念集》，收录27条，即“博士之职”“符谶说之种类”“郑王学派之争”“易之源流”“《连山》《归藏》佚文”“伏生学派”“冠礼重于昏礼”“孔子修《春秋》之由”“《左传》窜文”“羿为世官”“老彭一人”“《孟子》赵序之穿凿”“许氏《字指》”“孙炎反语”“华夏之称”“袁氏门第”“史馆之例”“立传之例”“三皇之说”“蔡邕十意”“敦煌石室”“稷门之盛”“五行说之谬戾”“两公孙龙”“沈约四声”“张广雅师谥”“右军书”，以见一斑。[9]至1948年，袁嘉谷弟子孙乐、六弟嘉璧始将该书加以删定、校雠、刊印，周钟岳题签，前有秦光玉、刘文典序，后有袁丕佑跋，是为铅印本，袁丕厘编的《袁嘉谷文集》第三册即据此收录点校。遗憾的是，原稿本已不知所在。

今所见铅印本《移山簃随笔》，不分卷，凡120条，各条皆无标目，亦未分类，可知已非原貌。《袁屏山先生纪念集》所载之“《连山》《归藏》佚文”“伏生学派”“冠礼重于昏礼”“孔子修《春秋》之由”“《左传》窜文”“羿为世官”“《孟子》赵序之穿凿”“孙炎反语”“三皇之说”“稷门之盛”“五行说之谬戾”诸条，不见于铅印本。

《移山簃随笔》的内容主要有这样几端：一是考察语词演变，如华夏之称、《春秋》之名等；二是考镜学术源流，如《易》学之变迁、儒学之兴衰等；三是论说古近文献，如古书之五幸、严可均辑佚书之得失等；四是梳理典章制度，如科举之沿革、博士之职掌等；五是记录人物逸闻，如阮元之眼镜诗、袁荣之之忠于明朝等；六是评点近世史事，如猛乌乌得之割弃、张之洞之谥号等。这些多是袁嘉谷读书所得或身所经历之事，关乎文字考订、典籍辨伪、学术批评、历史评论，文笔郑重谨严，又不失情感，考证、义理、辞章融为一体，洵为云南笔记著作中的上乘之作。

二、《移山簃随笔》的价值

《移山簃随笔》是一部典型的学术笔记，为袁嘉谷“己身学问所寄托”之作[10]。秦光玉称此书“引证该博，考订精审，贯穿群籍，发摅己见”，是王崧《说纬》之后，“滇中罕见之作”。[11]刘文典则说该书“盖归田后随手札记，非甚经意之作，然贯穿经史，融会群书，凡所考订，皆至精确，足见征君（袁嘉谷）所学汪汪如万顷之陂，其博大精深为不可及”[12]。秦、刘二氏所论，可谓中肯。实际上，《移山簃随笔》训诂文字、诠释语词、考辨文献、评论史事、记录遗闻，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而且饶有掌故趣味。

（一）《移山簃随笔》展示了袁嘉谷的阅读世界，是研究阅读史的重要资料

袁嘉谷读书数十年，尝作《读书乐》诗：“恒于勤苦见从容，坐拥书城兴未慵。烟篆纱窗香辟蠹，风穿纸帐剑吟龙。不除绿草思惇实，独赏焦桐有蔡邕。夜半高楼谁是友，诸天寺里一声钟。”[13]其读书情况，可由《移山簃随笔》略可窥知，如经部有五经、《论语》、《孝经》、《春秋名字解诂》、《埤雅》、《说文解字》、《经义考》、《东塾读书记》等，史部有二十四史、《国语》、《战国策》、《华阳国志》、《通典》、《唐六典》、《通志》、《辽史拾遗》、《劫灰录》、《荀卿年谱》、《四库提要》、《古今伪书考》、《廿二史札记》、《江宁府志》、《普洱府志》、《云南通志》等，子部有诸子书、《神仙传》、《齐民要术》、《颜氏家训》、《弘明集》、《广弘明集》、《高僧传》、《淳化阁帖》、《法书要录》、《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苑英华》、《太平御览》等，集部有《楚辞章句》、《古文苑》、《文选》、《明诗综》、《白田草堂存稿》、《苍霞草全集》、《铁桥漫稿》、《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隋先唐文》等，说部有《唐语林》、《云麓漫钞》、《道山清话》、《齐东野语》、《湘山野录》、《义山杂纂》、《开元天宝遗事》、《鉴诫录》、《梦溪笔谈》、《梁溪漫志》、《钱氏私志》、《昨梦录》、《万历野获编》、《广阳杂记》、《浪迹丛谈》、《庸闲斋笔记》等。可见，袁嘉谷在传统典籍阅读方面，遍及经史子集与说部之书，尤为重要的是，历代笔记在袁嘉谷的阅读中占有很大分量，这对袁嘉谷的学术书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移山簃随笔》是传统的笔记著作，所述所论属传统学问范畴，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袁嘉谷对新学的关注与借鉴。他在学部编译图书局时，便采用新地理学知识，主持编写了《西比利亚志》《亚斐利加洲志》《英领开浦殖民地志》等关于外部世界的志书。20世纪30年代，袁嘉谷撰写的两部云南史志更是有着鲜明的新史学特色。《云南大事记》突破了以朝代为限的传统方式，以滇省本身政治、文化、经济、社会之重要变迁为准，将云南历史分为上古代、中古代和近古代；《石屏县志》则充分借鉴新兴的统计学、气象学、地理学、地质学、人类学等知识，来阐释经济的发展、气候的变迁、地震的发生、民族的演变。总之，《移山簃随笔》固然不能反映出袁嘉谷阅读的全貌，但至少为了解他的知识结构、研究旨趣提供了丰富的认识，也为拓展和细化研究近代学人的思想情状提供了个案；同时也提醒阅读史研究者，要重视发掘、利用笔记资料。

（二）《移山簃随笔》体现了袁嘉谷的文献传承意识

袁嘉谷以其特殊的身份、广博的学问而致力于文献搜集、文献交流、文献编纂和文献研究，自觉地承担起传承古代文献的使命，《移山簃随笔》对此有所揭示。1900年，敦煌石室遗书被发现，然未引起中国学界的重视。1909年夏，伯希和偕部分珍品到达北京，与数十位中国政学名流如罗振玉、王国维、恽毓鼎、董康等进行交流。[14]关于此事，袁嘉谷记道：“法人伯君希和通中文，曾任南越教师，闻之携资往，得数车以去，惟以十数卷（敦煌遗书）自随入京，王捍郑（仁俊）前辈约同往观，真希世之宝也。《沙州志》一书，抄本，装卷纯为古制。余归而告于学部，堂部电甘督，凡石室中片缣一字悉送部中，不得再失。”检《学部官报》，是年八月二十二日，学部即发出“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电”，要求甘肃方面“遴派委员迅往查明，现共存有若干，无论完全残破，统行检齐解部，幸勿遗失散落”。[15]甘肃布政使兼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即奉命行事，派员将劫余的8679卷运至北京，庋藏学部图书馆，[16]1910年送京师图书馆收藏，陈垣据此项残存，编成《敦煌劫余录》6册。可以说，袁嘉谷对敦煌文献的保护、中国敦煌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今谈敦煌之学，不应忽视袁嘉谷的贡献。此外，袁嘉谷对《永乐大典》也颇为关心，曾建议翰林院将劫余《永乐大典》石印，“以永其传”，然未实行而清亡，翰林院亦废。[17]

关于古文献的流散，隋代牛弘提出了“书有五厄”[18]论，袁嘉谷则在《移山簃随笔》中指出：自秦至隋，书亦有五幸：“汉惠除挟书之禁，中秘藏书经向、歆父子而定之，《别录》之扼要、《七略》之伟皇，一也；晋荀勖作《中经簿》，搜集独富，傅瓒诸人辅之，二也；王俭《七志》，三也；阮孝绪《七录》，四也；《隋·经籍志》，五也。”[19]由是观之，袁嘉谷深悉目录之学，以为目录具有防止文献散佚的功能，学者之所以能知晓古书的存佚、考察学术的源流，全赖目录之书。诚如今日学者所说，历代目录所著录的现存典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大部分亡佚，但是由于目录所构建的著录系统仍在，“借助于其他文献（诸如类书等）‘互文性’的著录与引用，其面貌因此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彰显。古代文献之传承，由于《经籍志》（《艺文志》）的存在，因此很难出现彻底断层的消极局面”[20]。

（三）《移山簃随笔》可以用来考察袁嘉谷对文献辨伪的贡献

清代的辨伪学，在辨伪的范围、辨伪的方法、辨伪的理论上都比前代更为发展、更为丰富。袁嘉谷虽然没有总结过辨伪的理论，但他从事过辨伪活动，对伪书也有客观的认识，《移山簃随笔》便有实例。如辨李陵《答苏武书》之伪，说：“《文选·李陵<答苏武书>》全非西汉文体，伪托无疑。顾子瞻谓为齐梁小儿所作，则又太过。昭明梁初人，岂被同时小儿所欺耶？且江淹、钟嵘、刘勰皆盛称之，不独昭明也。欧阳询《艺文类聚》三十又载陵《与武书》、武《答陵书》，余观其文，虽较古朴，亦属伪作，盖据《汉书》两人传。武、陵相见匈奴中，死生契阔，则往还之书，武不当矜己而鄙陵，陵亦不当以居九夷自宽也。陵本奇才，以书生奋志立功，战败被祸，惜之者众，故拟其文者亦多，不足怪也。”[21]可知，袁嘉谷辨伪的一种方法是考察语言文体是否与时代相符，并指出世人造伪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李陵的同情，反映了人们的情感寄托。又如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是清代辨伪学名著，其辨《文中子》说：“称隋王通撰。宋阮逸注。世有以其姓名史所不载，疑并无其人者。……予谓既有其人，又其书为所作，则适以见通一妄夫耳。尔何人斯，而敢上比孔子，作伪书比拟《论语》乎？即孔子之后再有圣人，亦当别出言行；未闻有比拟其书便可为圣人者。甚至于颜子，亦取一门人蚤死者拟之，其可恶甚矣。……总不若火其书之为愈也。”[22]袁嘉谷并不同意姚际恒的说法，他说姚书“非无鉴别之识，然其学尚陋，未足为古人论定也。《文中子》之书本极精到，然亦应有可议者，姚氏独肆口诋毁，欲焚其书，且曰其人亦伪。夫《文中子》之非伪，朱氏一新曾辨之，姚氏云史无传，而不知《王绩传》末明明附有王通，《王勃传》亦及之也。姚氏岂未阅正史耶？”[23]袁嘉谷援引他人之说、查核正史，否定了姚际恒的观点。他还认为伪书不可废，如《伪古文尚书》，“以魏晋间古书视之”，自是瑰宝。[24]这是用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伪书，视之为研究作伪书的那个时代的宝贵资料。

尤可说者，袁嘉谷还提出了自己的古史观念：“中国史籍断自黄帝，帝合群才，以立国家，征不庭，异乎巢燧羲农之仅为神灵首出者也。《史记》以黄帝始，确不可易。小司马增以‘三皇’，皆荒诞之说。自宋以来，谈史者又往往以盘古为首，盘古氏不见经传，始著于吴徐整《三五历记》，曰：‘天地如鸡子，盘古生其中。’晋葛洪《枕中书》曰：‘二仪未分，已有盘古真人。’梁任昉《述异记》曰：‘盘古氏，天地万物之祖也。’皆小说家言耳，可以作信史乎？”[25]此种观念，颇似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虽然袁嘉谷坚信《史记》所记皇帝“确不可易”，但对于“三皇”“盘古”持否定态度，实在是难能可贵。

（四）《移山簃随笔》反映了袁嘉谷的一些思想理念，是宝贵的思想史史料

袁嘉谷在《答伯诚书》中说：“考据精，斯义理明；考据详，斯事理确。”[26]意即考据经史的目的是为了更有力地阐发义理，以避免空疏。研读《移山簃随笔》，我们也可发现，袁嘉谷的考据并不仅仅是为了求得一个字的读音含义或一件史事的来龙去脉，而是为了讲道理，表达自己的思想。如考华夏名称的源流，袁嘉谷引用了《诗经》《尚书》《论语》《孟子》《左传》《华阳国志》《春秋穀梁传集解》《演繁露》《褚裒碑》《爨龙颜碑》《弘明集》《广弘明集》《文苑英华》《魏书》《晋书》《宋书》《陈书》《南齐书》《北齐书》《南史》《隋书》《旧唐书》等20余种史料，以说明“‘中华’二字之名，联缀史册，盖二千年于此矣”[27]，以此驳斥日本“疑我名中华，未免自尊”[28]之说。又如：“《普洱府志·边防》云：‘宁洱东南沿边，旧由乌得出整发隘，外接南掌之补干掌，近将猛乌、乌得二土司地划给法人，则自坝卡、坝连以外即系法人地面也。’按猛乌、乌得之割事，在光绪乙未（1895）、丙申（1896）之间，两土司躬来痛哭，谓‘天朝何忍弃之，卒无人怜’。自琉球、缅、越诸藩失后，渐及台湾、旅顺各内地，诚为天下痛心之举。而天下士谈失地者，辄不知有猛乌、乌得事，故特著之。”[29]这些考述，表达了袁嘉谷爱护邦国的坚定信念。

袁嘉谷治学，最服膺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主张“学宜宗高邮王氏”[30]，以其“考据之学，一时精博无两，凡言训诂者，无不骇服”[31]。但是，袁嘉谷并无门户之见，认为“汉学宋学，俱有多多好处”，汉学精考证、不尚空谈，宋学则善于读书，“重在困知勉行”，“克己待人，养心和气”。[32]在《移山簃随笔》里，袁嘉谷批评了一些人要修改《四库提要》而“调停宋学”的行为，“看朱成碧，是丹非素，可哂已”[33]。刘文典说袁嘉谷“兼汉宋之长而去其所短”[34]，是有道理的。

袁嘉谷的思想并不保守，他说：“世界事理，无一非今胜于古、后胜于今，今乃鳃鳃以二帝三王为法，不知进化之理，所以国益弱而理益晦矣。李斯驳淳于越曰：‘三代之事，何足法也？’此深合其师荀卿‘法后王’之意。斯之丧身祸秦，诚为万世诟詈，然吾观其废封建、重法治，画一天下，成大一统，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盖伊、周、管、商而后罕见，此经营世宙伟略矣！”[35]足见袁嘉谷在历史观上是相信进化史观的。

（五）《移山簃随笔》虽以学术考辨为主，但也记录了一些旧闻和袁嘉谷的亲身经历，颇具掌故价值

袁嘉谷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进士之后，即入翰林院，历官编书处协修、滇学堂监督、武英殿纂修、学部图书编译局局长、功臣馆纂修、浙江提学使、浙江布政使等职，对清末史事较为了解。如记清国史馆立传之例：“余职史馆日，馆中先赠凡例一本，与史氏三长无关，不过循例下笔者。总纂不必多改，总裁随即进呈。史传之立，以奉旨者为准，虽采访亦可列，但一须证佐，二须进呈。盖全史之文，无一字不归于进呈者。此例始于宋，李昉为相，凡时政送史馆，先进御而后付有司。夫如是则史鲜直笔，亦何怪耶！”[36]这段记载，对于我们评估清国史馆传记资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又如记张之洞谥号的由来：“张广雅师平生以博雅自命，欲谥文达，与纪（昀）、阮（元）齐名。及张子青谥文达，师乃耻之；张长沙（百熙）师又谥文达，师于是不愿再称张文达也。病危时，上以师公忠体国，命摄政视疾，师曰：‘公忠体国，愧不敢当，廉正无私，常以自勉。’逾日卒。盖特谥仅成、正、忠、襄四字，‘成’字自道光后不复用，则仅三字，师恐谥文忠与张江陵（居正）同名，故意在辞忠而得正。某当国曰：‘孙寿州（家鼐）将死，文正二字可待之。’不得已，遂谥文襄。襄须有武功，乃摭庚子（1900年）保障东南为辞。及寿州师殁，果谥文正。平心论之，韩、朱谥文当矣，江陵谥文忠亦当矣，师何遽不及江陵耶！”[37]这对我们了解清代的谥号制度、张之洞的性情、袁嘉谷与张之洞的关系都非常有用。此外，记叶向高《全集》的版本、宋元古籍的装帧等，则可作文献掌故观。

一般来说，掌故是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的遗闻轶事。[38]沈厚鋆把掌故分为3类：一是事涉国家大局或统治思想，可供研经考史的典故；二是有助于知识传承的故事，用来补充和辅助某种专业知识的历史；三是有助于活跃文化生活和社会交往的趣闻逸事，即所谓可资谈助的掌故。[39]依此，《移山簃随笔》中的掌故有涉及国家制度者，有关乎知识传承者，也有可广见闻者，其价值实不可忽视。

《移山簃随笔》的考证，偶有未确之处。如考雕版印刷的起源：“唐人言雕版甚多，王阮亭（士禛）据《河汾燕闲录》谓‘隋开皇十三年（593年）遗经悉令雕版’，为得其实。”[40]检陆深《河汾燕闲录》：“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此印书之始，又在冯瀛王（道）之先矣。”[41]则王士禛所说的“雕版”应是“雕撰”。而陆氏的史料，来自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隋皇帝佛弟子姓名……属周代乱常，侮蔑圣迹，塔宇毁废，经像沦亡。无隔华夷，扫地悉尽……（弟子）作民父母，思拯黎元，重显尊容，再崇神化。颓基毁迹，更事庄严，废像遗经，悉令雕撰。”[42]则“雕撰”含义明了可见，即重雕已毁的佛像，重撰残缺的经书，显然并不是说隋代已有雕版。袁嘉谷不查史源，沿袭王士禛早年之误，是其疏失。[43]

袁嘉谷是20世纪云南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所著《移山簃随笔》是一部典型的传统学术笔记，反映了他的思想和观念。袁嘉谷对中国传统文献有着浓厚的兴趣，在阅读模式上则广读、深读兼具，不愧学者典范。袁嘉谷有着崭新的学术视野，他对敦煌文献的重视与保护，就反映了其紧跟潮流的学术意识。袁嘉谷学有根柢，深知目录书的学术史意义，以为中国有目录是中国文献之幸，这不仅是他目录学思想的体现，也是他文献传承意识的反映。袁嘉谷有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和忧患意识，他从经典文献中寻找依据，驳斥无稽之谈；从史志中爬梳史料，提醒世人重视边疆危机。袁嘉谷自幼治经，习诗古文辞，于宋代理学颇有发明，入经正书院后，肆力考据之学，张希鲁称其“博综子史，擅长考证，宋学汉学合并研究，不存入主出奴之见”[44]。观其《移山簃随笔》，确实做到了义理、考据、辞章三长兼备，这是此书的突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