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在一张红手印“分田到户”协议上按下手印，谁也没想到，几十年后，中国会成为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那一代人习惯勒紧裤腰带，把一块钱掰成两半花；而另一边，今天围绕中国“总负债310万亿”的说法，却时不时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议论，看上去似乎形成了一幅颇为奇怪的对比画面。
一边是爱存钱的“储蓄大国”，一边是被人指责为“负债大国”，很多人心里打鼓：中国到底是有钱，还是在负债堆里打转？310万亿听上去像天文数字，和美国动辄几十万亿的国债一扯上关系，更容易让人心头一紧。
问题就从这里冒出来了：这310万亿，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像美国国债那样，都是国家欠的？中国为什么会被说成“总负债居高不下”？很多判断，其实都卡在几个关键概念没理清上面。
有意思的是，只要稍微把时间线、统计口径和结构拆开看，这个听着“吓人”的数字，含义就完全变了味。
一、中国“310万亿”是怎么来的？数字背后有门道
说到310万亿，绕不过“宏观杠杆率”这个词。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过一组数据，其中有一项是：2021年末中国宏观杠杆率为272.5%。数字不复杂，关键在于怎么理解。
宏观杠杆率这个概念，并不是专门给普通人看的，它是经济学里的一个比值，公式很简单：宏观杠杆率等于全社会债务总额除以当年国内生产总值。2021年，中国的名义GDP大约是114万亿元人民币，用272.5%去乘，就得出了大约310万亿元的全社会债务规模。
从算法上看没问题，但这里有一点容易被忽略：全社会债务，是“打包统计”。也就是说，这310万亿里面，既有政府部门的债务，也有企业部门的债务，还有居民个人的债务，是三大块合在一起的“总和”。
很多传播时，却把这个总数直接拿去和美国30多万亿美元的“国债”对比，这就好比拿一个人的全家房贷、车贷、企业经营贷款，加上亲戚朋友借条，一股脑算在他头上，然后再去和别人家的“房贷”单项数字比，肯定越比越吓人。
如果拆开看，结构就完全不一样了。2020年，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大约是67.1%，对应的政府债务规模约为70万亿元左右；而2021年的272.5%，主要膨胀的，是企业债务和居民债务，而不是政府本身。
从时间线上看，中国宏观杠杆率的确经历过一波上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为了稳增长、保就业，中国采取了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信贷扩张，企业部门特别是基建、地产相关企业借债规模明显增加，宏观杠杆率也是在那之后一路抬升。不过，在2020年前后，随着“去杠杆”政策推进，杠杆率的增速逐步放缓，2021年还出现了小幅回落。
所以，310万亿并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更不是“政府突然欠下的天价外债”，而是十多年来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企业、居民共同累积的债务总量，是一个结构性的结果。
这就引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和美国，到底该怎么比？
二、中国VS美国：数字相近，但“欠债的人不一样”
单看账面，中国全社会债务310万亿人民币，美国国债约30多万亿美元，折算下来大致在200万亿人民币上下，表面上看，中国更高。可问题在于，美国这串数字，大多时候是指“联邦政府的负债”，而不是全社会的综合债务。
如果同口径对比，中国就得用“政府部门债务”这块来对标美国国债。2020年前后，中国政府债务大致在70万亿人民币左右，反推到2021年，增量也有限，总体仍在相对可控区间；而同一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30万亿美元，GDP约为23万亿美元，政府债务率大致在130%左右，远超中国政府债务率的水平。
从排名看，按政府债务率算，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并不靠前，大致在二十名之后，而美国、日本、希腊等国，要高得多。日本截至2021年前后的政府杠杆率，已经接近甚至超过250%，希腊、意大利等国也早就站在150%以上的平台上。
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日本。1990年前后，日本资产泡沫破裂，土地、股票价格大幅下跌，经济长期低迷。为了托底经济，日本政府持续加大财政支出，发债补缺口，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1994年前后，日本政府债务率就已经超过80%，此后一路飙升，到2021年左右已接近“惊人”的水平，成为全球政府债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美国的情况略有不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联储和财政部多次合作推出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发行国债、购买资产等方式向市场释放大量流动性。尤其是2020年疫情暴发后，美国财政支出大幅提高，国债规模一口气冲上30万亿美元以上。与此同时，通胀水平也被推高——2022年前后，美国通胀率曾一度突破8%，创下近四十年来高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谁更像负债大国”，就不能只看数字大小，还得看两个维度：一是债务占GDP的比例，也就是负债率；二是债务集中在谁身上，是政府，还是企业，还是居民。
从这两点看，中国和美国有一个显著差异：美国问题的重心更多在政府端，财政赤字连年累积，联邦政府不得不不断提高债务上限；中国的问题，则更多集中在企业部门和部分居民端，政府债务水平仍处于合理范围。
有位经济学者曾打趣说：“美国是政府爱花钱，中国是企业敢借钱。”这话略显夸张，却点中了一个事实——中国的“高杠杆”，关键在于企业。
那么，企业为什么敢负这么多债？这就牵扯到中国近十年来的经济运行逻辑。
三、企业和居民扛起大头：310万亿的“真身”
从宏观杠杆率的结构分布看，中国的债务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非金融企业和居民家庭。政府那一块相对“瘦身”，企业和居民这两块则显得比较“壮”。
先看企业部门。按公开数据，2021年前后，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大约在158%左右，对应的债务规模接近170万亿元，占到310万亿总数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说，全社会的大头在企业身上。
这些企业里，出镜率最高的，就是房地产行业。从2012年到2020年，部分头部房企的资产规模扩张了数倍甚至十倍，负债也水涨船高。以恒大为例，在巅峰时期，公开披露的总负债一度接近2万亿人民币，这种体量，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少见的。
房地产企业的模式，本质是高周转、高杠杆。拿地靠借钱，开工靠借钱，销售回款再去还旧债、拿新地。在房价持续上涨、销售顺畅的年份，这一套还能正常运转。但一旦监管收紧、销售不畅、融资渠道受限，资金链立刻面临巨大压力。
从时间上看，2016年前后，房地产市场热度很高，不少企业加大了土地储备和项目投资，负债规模迅速攀升；到了2019年以后，“房住不炒”的政策基调逐步强化，“三道红线”等监管措施陆续出台，高杠杆房企开始感到吃紧。2021年前后，部分企业的流动性问题集中暴露，行业风险走向台前。
类似的故事，在其他一些行业也出现过。海航集团就是典型之一。2017年前后，海航总资产被估计在万亿级别，业务横跨航空、金融、地产等多个领域，看上去风光无限；但这背后，同样是大量举债扩张。到了2018年以后，随着监管环境变化、融资收紧、投资项目回报不及预期，资本链条逐步承压，最终在2021年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这些案例说明一个问题：企业高杠杆，不是纸面上的抽象数字，而是真真切切的经营模式选择。企业在扩张期敢借钱，是因为预期未来收益可以覆盖债务成本；一旦预期出了偏差，债务就会由“杠杆”变成“枷锁”。
从宏观视角看，2010年前后，中国经济增速仍在10%左右徘徊，社会对未来充满乐观，高杠杆扩张有其时代背景。到了2015年以后，增速放缓，人口结构变化显现，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高杠杆模式的风险开始集中暴露，“去杠杆”“控风险”自然被摆到了更重要的位置。
再看居民端。很多人心中有疑问：中国不是储蓄率世界第一吗？居民负债怎么又高起来了？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
一方面，中国人确实爱存钱。按照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早在2015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就已经超过50%，而当时全球平均水平不足20%。到2022年前后，一些一线、强二线城市的人均存款余额，已经超过10万元人民币。
另一方面，城市化加速、住房价格上涨、消费观念变化，也推高了居民负债。房贷，是最典型的负债来源。大量中青年家庭在30多岁时承担起几十年期的按揭，在统计口径里，这些都是“居民债务”。
除了房贷外，还有两个因素也拉高了居民端杠杆。一类是“个人经营贷款”。在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比较集中的年份，很多经营者通过个人名义贷款来维持店铺、工厂运转，尤其是2020年疫情暴发后，不少小微企业现金流紧张，这类贷款规模有所增加。
另一类，是年轻群体的消费贷。近十年，互联网金融平台快速发展，“先消费后付款”的方式越来越普及。有些年轻人收入不高，却习惯打车、买大牌、换新手机时使用分期、信用卡透支，甚至在多个平台重复借款。根据一些机构的调研，有相当比例的年轻人身上背着数万元乃至十多万元的负债。
曾有一个90后年轻人半开玩笑地说：“每月发工资的那一刻，是银行卡数字最高的一瞬间，也是最低的一瞬间。”说完又补一句：“前脚刚到账，后脚贷款、信用卡就把钱‘提走’了。”这句调侃，折射出的正是部分居民高负债的现实。
把企业和居民端的债务加总起来，就构成了中国宏观杠杆率的大部分来源。政府端的债务虽然也在增长，但整体占比不算突出，且集中在基建、公共服务等领域，其性质与企业经营贷、消费贷有本质区别。
顺着这个逻辑再看“310万亿”，它不等于“国家快撑不住了”，而是说明在长期高速发展后，中国的经济体量大了，债务规模自然相应变大，同时结构中企业债、居民债比重偏高，这才是需要警惕和管理的重点。
四、居高不下的真正原因：发展方式、历史阶段与结构问题
宏观杠杆率272.5%，总债务规模310万亿，很多人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数字降不下来？或者说，为什么“中国总负债居高不下”似乎成了一种常态？
原因并不神秘，大体离不开三个方面：发展方式、历史阶段和结构调整的难度。
从发展方式看，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比重偏高。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扩张、工业园区开发，都离不开信贷支持。以2008年以后为例，“四万亿”投资计划启动后，地方基建项目密集上马，城轨、高速公路、机场、电力设施等建设全面铺开。这样做的直接好处，是短期内就业稳住了，经济稳住了，制造业和相关行业得到发展；但间接结果，就是政府平台公司和相关企业的债务快速上升。
从历史阶段看，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多年里，经历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的跨越。这个过程中，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不到20%提升到目前的60%以上，成千上万的人口从乡村进城，这种人口流动本身就伴随着巨大投资需求——住房、交通、教育、医疗，每一项都要投入真金白银。若完全靠财政支出承担，难度极大，因此必然要动用市场融资工具，企业和居民负债自然顺势走高。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年高强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大量住房供应，很多城市的面貌不会是现在这样，生活成本的结构也会完全不同。债务，是这个发展阶段的一种“代价”。关键在于，这笔“债”未来能否靠经济增长来消化，而不是任由其拖累未来的活力。
结构方面的问题就更细腻一些。企业部门，尤其是部分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在上一轮扩张周期中习惯了“高负债、高投资、高增长”的模式，一旦环境变化，主动降杠杆并不容易。有些企业即便利润不高，也希望通过扩张来“保规模”，结果越滚越大，短期内很难收手。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就是典型例子。
居民部门也有类似的“惯性”。在房价长期上涨的时期，很多家庭愿意通过增加房贷来提前改善居住条件，甚至有人把多套房当作资产配置的主要手段。这种行为在统计上称为“资产负债表扩张”，在现实生活里，则表现为房贷越背越重。等到人口增速放缓、购房需求下降，房价上涨的预期减弱，这种高杠杆持有资产的策略风险就会暴露出来，家庭负债率也难以迅速回落。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2016年以后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控制杠杆。企业债务增速放缓，“去杠杆、控风险”成为金融监管的重要方向。到2020年疫情暴发时，宏观杠杆率短期内有所上升，但2021年已再度小幅回落，这说明政策层面并没有放任杠杆无序膨胀，而是在增长和风险之间反复寻找平衡。
有人或许会问：“既然负债高，干脆一刀切降杠杆不就行了？”现实没那么简单。债务背后是项目、是企业、是就业，是千家万户的收入。一旦收得太猛、太急，很容易造成连锁反应，出现企业倒闭、失业增加等问题。因此，在很多年份，中国选择的是“稳杠杆”而不是“急刹车式去杠杆”，更强调在增长中逐步优化结构，而不是用暴力方式扭转曲线。
从现有情况看，中国政府债务率总体可控，企业杠杆率偏高但已经有所调整，居民部门虽然背负房贷、经营贷和部分消费贷，但储蓄基础较厚、金融体系仍处在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格局中，系统性风险的概率不高。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某些行业、某些地区债务过于集中，一旦遇到外部冲击，容易引发局部性风险乃至向金融体系传导。
回到“310万亿”的问题本身，中国总负债之所以长期处在较高水平，本质上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高速增长阶段积累起来的总账单。这笔账里，有必要的投资，也有过度的扩张；有理性的布局，也有冲动的盲目。数字不会说话，但结构会说明问题。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在主要经济体中并不特别突兀，美国、欧元区、日本的总体杠杆率都在较高位置，有的甚至比中国更高。区别在于各国结构不同：有的政府扛得多，有的企业扛得多，有的居民扛得多。
负债，并非绝对的洪水猛兽。只要经济保持一定增速，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债务就有被“长出”的空间。反过来说，如果增长乏力、投资回报低下，再安全的债务水平也可能变成负担。
对于普通人而言，更切身的感受可能不在宏观数据上，而在自己的账户上。那些在账面上被统计为“居民负债”的数字，其实是一个个房贷、车贷、经营贷、消费贷组成的故事。有人靠负债撬动了事业和家庭，有人则被过度负债拖住了脚步。
310万亿背后，是一个庞大经济体几十年高速发展的轨迹，也是无数企业和家庭共同参与的一本“长账”。数字还会变化，结构还会调整，债务与发展之间的博弈，也不会在短期内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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